摘要：一直以来,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近五年来, 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不减, 取得了很多成果,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文章试从版本、成书、辨伪和作者等六个方面对近五年来相关《金瓶梅》的研究作一番爬梳整理, 并给予客观评述, 以求为《金瓶梅》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金瓶梅 文学研究 文学评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文献标识码：A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文章编号：1009-2854 (2011) 06-0063-10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金瓶梅》 (下简称《金》) 是我国历史上优秀的世情小说, 也是《红楼梦》这部以家庭为题材的旷世巨著的先驱者。自它问世以来, 文人学者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产生了很多关于主题、版本、成书、作者方面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20世纪以来, 研究成果更是异彩纷呈, 新见迭出, 欣欣向荣。21世纪的前十年, 《金》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对20世纪重大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趋势, 同时, 新的思路也在孕育和思索之中。本文试从版本、成书、辨伪和作者等六个方面对近五年来相关《金瓶梅》的研究作一番爬梳整理, 并给予客观评述, 以求为《金》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一、版本研究与辨伪研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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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研究领域: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叶桂桐的专著《论金瓶梅》, 将《金》版本出现的顺序排为:初刻本《金瓶梅词话》 (有东吴弄珠客序) 、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甲系 (以北图本为代表) 、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乙系 (以日本内阁文库本为代表) (二崇本都有东序和廿公跋) 、《新刻金瓶梅词话》 (有东序、廿跋、欣欣子序和四贪四引词) 。而后又进一步根据崇乙本的廿公跋早于欣欣子序, 而《新》词话本因首含欣欣子序, 故晚于《新》绣像本而出现在清初, 提出了与魏子云、梅节的版本演变论不同的意见。[1] ;428-444其中梅节的观点又与叶有相近处, 二人均认为《新》词话本后于崇本, 但不同点在于, 他认为《新》词话本刻于明末而非叶认为的清初, 而且叶所云的万历末初刻词话本, 梅却认为其为第一代说散本。他也主张存在文人本与艺人本两个系统, 而文后于艺。他还认为日内阁文库本更多地保留了崇本的原貌。此外, 他尚有古本到今本发展的版本综述, 并特别介绍了其校点的梦梅馆本之特点。[2] ;25-60与叶氏论调相仿的, 还有日籍学者荒木猛, 他发现崇祯本对于词话本有补笔。通过分析, 可以发现文本由词话本向崇祯本衍进的方向性, 并且趋向合理化。[3] 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4] 则不认同叶桂桐的观点, 他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初刊本, 并且崇本必据《新刻》词话本修改而成, 并对叶的版本论有所驳难。与黄相似的, 尚有王汝梅, 他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和崇本是父子而非兄弟。[5] 此外, 他还就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新刻绣像批评本 (崇本)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本三个近年新出的校本系统内部与词话本进行了比较, 并论述了校勘难点与不明处及其审美价值。[6] ;110-126刘洪强则提出了崇本的底本为抄本而非刊本的新见解。[7] 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就20世纪版本研究的论争过程和结果做了全面细致的总结。[8] ;138-141田晓菲则从绣像本 (崇本) 与词话本中的具体文本、意象表达和接受之不同来看二者差异, 并指出对于作品的解读要跳出意识形态大方向的制约。[9] ;1-3另外, 她还深入全书, 对照两个版本的文本逐章逐节进行点评, 全面而深入, 文本解析透彻 [9] 。袁世硕的研究则从袁宏道的信出发, 基本否定了《新刻》词话本之前另有一部《金》的假设, 并提出《金》之所以胜《七发》正在于其丰富多彩的小说艺术魅力。[10] 梅节则就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进行了校考。[2] ;25-60;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辨伪研究则包括如下几个多样的方面: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557.html
潘承玉认为, 沈德符所说的原书……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为陋儒补入, 应属于词话本系统而非王汝梅、魏子云所认为的崇祯本系统。并从人物性格、情节、方言、习俗、艺术手法领域全面就该五回系统内部, 五回与其他九十五回进行了对比辨伪, 并推论《金》可能存在三个作者的可能性。是近年来辨伪研究中最为细致的考证。[11] ;77-109蒋朝军则先深入对比了五回其他回中文本的抵牾, 又从绣像本对词话本五回的改写方式迥异于其他回来说明, 接着指出五回的回目和结尾方式较其他回有异, 进而从五回征引小说、话本戏曲的迥异来加以阐明五回之伪。[12] 薛洪勣则从《金》的故事编年中保留的宣和、征和二纪年同存于文本的矛盾出发, 来探讨原稿、续作与补作的甄别与鉴赏, 为文本的辨伪开创了新的思路。[13] 史小军则以陈经济与潘金莲偷情为例, 分析了后二十与前八十回在叙述风格上的关系, 兼及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情节安排与艺术成就, 得出后二十回为戏曲层次较高但文学水平不及原作者之人所作, 而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则为陋儒所作无疑。戏曲辨伪的眼光颇有启发。[14] 梅节也辨析了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的伪作, 并由此推测成书时间, 较之单纯证伪更进一步。而他也提出一个新问题:万历丁巳刊行的第三文本是否即为百回本词话?研究视野非常开阔。[2] ;94-118
二、成书研究与作者研究;
成书研究方面, 潘承玉从《金》中的佛道描写出发来探究成书时间, 对以往研究的成就与片面进行了梳解, 又以七十九回西门死为界, 深入文本和社会现实中探究了作者对佛先抑后扬, 对道则反之的规律, 并辅以其他证据说明, 七十九回前可能成书于嘉靖朝, 而之后却成书于万历朝。[11] ;109-125许建平对比了文本中与历史上明代社会中的钱、纸、银三种钱币状态的流通时间, 还从一条鞭法后赋税和徭役制度的转变在文中的体现来推断《金》的成书于万历九年至十八年。[15] 他的另一研究则从《临清州志》入手, 通过细致地文献考察, 补充创作时间又存在万历十七与二十年两个年份, 而叙事地点也存在山东东平府之东平县与临清县两处。[16] 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也就20世纪成书研究的论争过程和结果做了全面细致的总结。[8] ;134-138梅节的研究以多个新出现的文献来证实他所秉持的万历说。并提出成书问题的症结:《新刻》词话本与万历末本何为真本, 或是原分别有其两本?一针见血, 发人深省。[2] ;6-25谈蓓芳则从《金》主要依据《水浒》繁本, 不足处略取简本的创作途径, 推断其写作时间应在万历初年至十七年。[17] ;;
作者问题的探讨与过去的研究思路变化不大, 依旧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但新的证据却层出不穷:
1.集体创作说
傅承洲认为《金》的作者有四:嘉靖末年某文人、谢肇淛、东吴弄珠客、崇祯初年某文人, 而崇祯本即是《金》的定稿。一语惊人, 可存一见。[18] 增野仁与孟子敏从语言学的角度, 结合曲线与表格深入论述也得出了与傅相同的结论。[19] 程毅中将《金》与话本的艺术元素进行对照, 立主《金》的说唱话本原初论, 并由此推断其为集体创作。[20] 范丽敏则认为《金》因取材于世情而体现了隐性世代累积特色, 在论述累积特色的同时也否定了研究史上的个人独创说。[21] 许建平在论证成书过程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6] 梅节则认为名士说与艺人说均存在各种漏洞, 也立主该说。[2] ;195-209
2.个人独创说
苏铁戈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论述《金》之章节, 得出作者应为李开先而非黄霖认为的屠隆。[22] 持徐渭说的有邢慧玲, 她从《山中一夕话》与徐渭的密切联系推证《山》的作者就是笑笑先生徐, 进而推论其为《金》的作者。可存一端。[23] 王汝梅则根据满文译本《金》与和素的分析, 推定作者有卢柟的可能性。[6] ;157-163潘承玉的研究从明代议论武宗朝政不算罪行的角度出发, 驳斥了盛鸿郎的萧鸣凤说及其观点的支撑影射武宗论。以史入文, 论证翔实。[24] 而另一证据则根据盛所分析的徐渭对萧大用别称的望文生义来论述其不合理处。[25] 另又补充了盛论证萧为作者时, 在立论、生活年代、政治倾向、文学素养、细节疏漏上的不合理。[11] ;125-136此外, 他还通过整理方言俗语的使用对姬乃军的李攀龙说、探究胡忠的身份地位、艺术修养对毛德彪的胡忠说、考察董其昌的生平交游对张吉清的丁惟宁说做出驳论, 论证严密有说服力, 参考价值较大。[11] ;125-136而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则就20世纪作者研究的论争过程和结果做了全面细致的总结。[8] ;144-156黄霖就以往作者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了一番梳理, 对其意义做出正面的肯定。[26] ;;
三、评点研究;
1.绣像本评点
王汝梅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华夏小说美学史上的里程碑》, 认为谢肇淛《跋》与评语是互补的, 应出于一人之手。[5] 并有李渔不是崇本评改者的论述。[6] ;138-147与此有异的是刘洪强, 他从绣像本评语中的情与汤的至情论的相近等几个方面, 得出绣像本评语的著者为汤显祖。[7] ;;
2.张竹坡评点
吴敢将从清至今的张竹坡研究轨迹做了一番爬梳整理, 不仅有系统而重点突出之综述, 尚有诗文、交游、年族谱、艺术特色研究, 可谓大而精, 详而微, 是查找阅读张研究材料的绝佳选择。[27] 王汝梅对张的解析则集中在其读法上。[6] ;10-19
3.文龙评点
贺根民的《文龙<金瓶梅>批评的现实指寓》从文龙评点的批判理性精神、推动批评文体演变、试图改变读者与彰显其主体意识、读者角度来探求小说评点的内在规律。探讨了文评对小说评点发展的现实意义。[28] ;;
4.张竹坡、文龙评点比较
贺根民的《反讽: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差异溯因》分析了反讽手法在二人评点中的运用:张的曲笔写意, 自出心思;文的避免反讽, 着重文本。以此来探讨二人评语的差异与互相驳难。[29] 不仅如此, 他也从小说评点学的不同发展阶段, 张文各自对评点学内在规律的渗透程度来看二人评点话语的差异。[30] 同样, 他又从二者人物评点综合考量出发, 指出了张文人物评点中一家庭一社会的视域, 张的以礼救世与文的以礼参照, 经世、求真和礼治理念对二人不同的影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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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评点与评点理论
王汝梅从题材、人物刻画、创作动机的角度梳理了曹雪芹之前的作家对《金》的评点。并特别阐述了谢肇淛《跋》的启发性。[6] ;203-217而罗书华则认为谢的《跋》是对现实的本体与摹拟的发现。[32] 石钟扬比较了陈独秀与毛泽东分别从艺术与社会视角入手的解析思维。[33] ;275-276张同胜《毛泽东评<金瓶梅>的问题视域》一文则从时代性问题视域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解读《金》的途径, 并提出了时代性问题视域也是评点文本的重要标尺。[34] 贺根民则将《金》的人物评点分为序跋原初期、张竹坡理性审美期、现代文艺批评期。从而对人物批评的历史和艺术脉络做了一个试探性的归纳, 别具启发意义。[35] 张世君将《金》在内的明清名著评点的叙事规律做了一番详细论证, 不仅戏曲概念、书法、山水画维度的提出颇具慧眼, 还编纂了索引, 将《金》评点中出现的叙事评点概念与其专著中的解读搭建了字典式的注解渠道。[36] ;;
四、社会文化研究;
1.衣食研究
吴晓龙《<金瓶梅>与明人重鹅食俗小考》从《金》饮食中所体现的重鹅馔的倾向切入, 考察了鹅的菜系文化。[37] 同样吴又从头脑这种当时别具特色饮食制度在文中的数次出现入手, 深入考察了这一饮食习俗的发展演变。[38] 二文均以小见大, 颇具实证意义, 有较高的民俗参考价值。黄霖则就《金》中的饮食服饰文化进了面的综合点评, 并指出食色互动关系。也有个案典型的探究, 如以猪头肉与茄鲞喻《金》、《红》俗雅之别;大红通袖袍与扣身衫子的社会功用等。[39] ;166-187郑培凯的从文本中的饮茶情节出发来探讨明代茶文化的源流演变与文化特色, 管窥而见大, 文化考察的价值很高。[40] 王汝梅则以李志刚的研究资料为分析对象, 对饮食文化进一步进行了探讨。[6] ;269-271颜湘君和孙逊则就《金》中的文学符号:服饰的伦理、信仰、风俗文化表征进行了解读。[41] ;;
2.地理背景与其他民俗研究
邢慧玲的《<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一文从实地考察与文本解析的双重角度得出结论:《金》的地理环境和原型实是安徽徽州府。[42] 同样是她与邢琎从另一角度, 即崇本插图中的徽州文化和艺术特色入手, 证明《金》的地理背景实为徽州。联系来看, 虽然观点尚属一家之言, 但图文并举的论证方式有较大的启发性。[43] 王汝梅探讨了《金》与临清的关系。[6] ;253-257梅节则特别考证了古今争论不下的性具缅铃的真相, 就其功能与文化内涵进行了界定, 为性文化研究一大突破。[2] ;209-218
3.文化内涵
王祥云《从<金瓶梅词话>包蕴的文化理念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金》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天命、人伦、价值观为代表对比西方文化与文学中的三者, 来品读东西方文化的深层差异。东西交错的文化视野是其闪光之处。[44] 王汝梅则从疑难词语的解析来解读《金》的时代文化内涵。[6] ;165-173王平则就文化裂变所孕育的畸形西门、女性、家庭进行了解读, 并认为晚明商人及其家庭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之不对称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45] ;;
4.社会解读
黄霖从晚明社会与皇帝的考察中, 特别是《金》对明神宗的影射中, 将《金》进行了社会文化的联系及其意蕴探析。[39] ;141-156夏雪飞试图通过对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命运的揭示, 探寻《金》是如何展现欲望泛滥对社会进行的破坏, 进而展现作者对此破坏所采取的疗救。[46] 才嘉红《沉暮·新生·个性·情——略识<金瓶梅>》一文专注于《金》中社会的转型态势和人性解读, 提出情的刻画是其主要成就, 这也是此文新见所在。[47] 郑铁生采用了小说和历史相补正的研究方法, 从货币化程度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 来解读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文史互补而所见较深。[48] 王菊芹分析了《金》中迥异于传统封建婚姻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因素, 并指出其不仅有文学史, 尚且有文化史的意义。[49] 楚爱华就文中以西门庆为主体反映出来的畸形家庭现象进行了解读。[50] ;12-15她的另一研究则从服饰入手, 探寻《金》中服饰僭越与铺排中的社会风尚 [51] ;30-43。此外, 张强也有对《金》创作时代氛围的相应分析。[52] ;;
五、小说艺术研究;
1.人物形象研究
这一方面研究视角十分多样, 可从潘金莲、李瓶儿、吴月娘、西门庆、人物群像等几个角度来把握。
其一, 潘金莲研究。
潘承玉从男权粪土与恶之花的社会学视角来论述潘的形象, 肯定其对专偶制的追求, 却惋惜其丑恶的手段。[11] ;274-286黄霖却从原欲之罪社会之罪的角度来解读潘的性格和行为。[39] ;32-52与之类似的有石钟扬从潘性爱与争宠的目的性对其从外貌、气质、心理、行为做了全面解析, 并着重分析了其与众妻妾的几次争宠大战, 表现了她身处男权主义、封建婚制压制下追求爱情的变异以及悲剧命运, 与田晓菲的论点遥相呼应。[33] ;21-156刘军华就潘的破坏性及其追求的最终毁灭展开讨论反思。[53] 而王汝梅对潘的人格心理进行了分析。[6] ;48-56
其二, 李瓶儿研究。
黄霖从李的造孽与痴情解读了其人生轨迹。[39] ;52-58同样刘军华 [53] 与王汝梅 [6] ;48-56也从论述潘金莲的同一角度对李进行了解析。但王还就李对性爱的追求做了单独的阐发。[6] ;64-73
其三, 西门庆研究。
黄霖从贪官、商人、暴发户的角度对西门进行了社会行为与性格上的全面剖析。[39] ;11-32俞晓红则认为西门有着恶与善的两面性, 对食色之欲有着螺旋式的追求轨迹, 并据此探索了小说史上的人物形象无性——合理本性——兽性的演进轨迹。[54] 与分析潘同例, 石钟扬也同样对西门展开论述, 其西门流氓说, 喜剧说的提出, 皇帝说的推介, 角度幽默独特, 颇见新意。[33] ;163-273马衍解析了西门之死背后的好色因素, 认为其死透露了社会的无情与世态的炎凉。[55] 杨虹则认为西门形象深刻展现了商业文化与封建正统文化间的对立冲突, 人物塑造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启示录意义。[56] 王汝梅从西门之死出发, 大至社会经济, 小至欲望人性, 深入具体地点评了西门。[6] ;95-101
其四, 吴月娘研究。
这一方面, 黄霖从吴克尽妇道的品质来加以评点。[37] ;65-71王汝梅则从吴对家庭的惨淡经营进行了解读。[6] ;73-77
其五, 其他人物研究。
黄霖以‘真美人’孟玉楼、‘不平人’孙雪娥、‘良心尚存’宋惠莲、‘借色求财’王六儿、‘节义’林太太、‘粉头’李桂姐、‘帮闲’应伯爵、‘浪子’陈经济、‘蠢’婢秋菊、‘奴成员外’玳安、‘欲海回头’韩爱姐几个生动准确地对人物性格进行定位的词汇来论述这些次一级的人物。进行了广角度大纵深的解读。[39] ;71-147潘承玉就书中的弱者:迎儿、秋菊、孙雪娥的形象进行了社会文化上的解读。[11] ;286-297王汝梅对秋菊、玉箫、小玉的性格只做了简析, ;[6] ;77-85但就宋惠莲, 则细致地探讨了其悲剧形象的意义。[6] ;85-95
其六, 人物群像研究。
王振彦的《<金瓶梅>中的水浒英雄为何销蚀了豪迈气质》具体地以《金》、《水》二书中英雄人物的迥异特色切入, 深入分析迥异的原因是由于作者审美视角由传奇、历史、神异转向对社会和人性的关照。细腻入微。[57] 智喜军则从欲的角度对《金》中由大至小的人物进行了全面的人性解读。[58] 詹丹从文人与商人的地位置换出发, 论述文人只在和新兴价值观对抗时, 才能体现出自身独特的时代价值。[59] 黄霖以《金》中人的压抑、觉醒、扭曲、兽性、理性的合一来探析文中对鲜活的人这一内涵的文化阐释。文化和哲学的视角是其亮点。[60] 《中国小说通史》论《金》之章则认为性和妒是书中女性群像的主要意蕴。[61] ;1117-1124马珏萍指出《金》中通过女性群像的塑造, 展现了子嗣之争是妻妾关系的暗流, 而来源复杂的妾有着更多的私人财产这一文化现象。[62] 朱全福认为女性形象是《金》中的主角, 其情欲、本能、命运和痛苦在形象塑造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是《红》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坚实基础。[63] ;;
其七, 人物描写手法研究。
王汝梅就文本《潘金莲激打孙雪娥》一节展开人物性格、关系的讨论, 根据典型事件里的人物表现进行综合解析, 颇见解读功力。[6] ;56-64詹丹、张瑞则揭示了主人公的元宵娱乐活动显示了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与个性, 而花灯节庆的短暂, 又暗示了人物命运。其对文本细节的细微审视值得借鉴。[64] 张强也颇能结合时代分析人物独具的个性魅力。[52] 李鹏飞认为《金》中的服饰刻画展现了小说中人物刻画的方法, 并认为也可从人物形象的真实背景与影射来研究《金》等小说, 但需适中, 不可牵强。[65] 陈桂声就《金》中的人物性格命运进行全面剖析, 其特点是能深入浅出, 学究气少而闲谭味足。[66] ;3-201
2.意象研究
黄霖指出《金》引用的词曲意象有着曲为心声的人物表达。[39] ;187-193施晔则从《金》中玉皇庙、永福寺着眼, 指出其构造结构、建构情节、塑造人物的作用, 并且探讨了晚明市民宗教文化心理和渊源。[67] 同样, 黄景春、李纪也解读了《金》中的道士形象, 认为其起到了总揽前后和贯穿人物的作用。[68] 王意如就作者对淫这一意象的创作态度进行了阐述, 并认为其虽有暴露性, 但也有从众的媚俗性, 更有对雅文化的反叛。[69] 同论的尚有李明军。[70] 王汝梅主要针对《金》的奇, 从题材、创作、人物形象与人性深度做了详细解读。[6] ;21-25他还就缅铃这一意象在《金》中的艺术效果进行了一番论述, 与梅节的考证角度二者互补。[6] ;260-265颜湘君注目于《金》中的服饰意象描写, 就其打破前代此类描写的韵文程式作了解读, 并得出其有史料、文化、时代风尚的品读价值, 而因记录现实的审美要求而产生的服饰描写, 也启发了后世小说的写实主义倾向。不仅能在小说史上前后兼顾, 且能就其审美要求的一点进行深入, 其意象解读的思路价值极大。[71] 杜贵晨解读了西门意象的传统内涵, 更阐述了从西门到贾府的意象发展进程, 然推论大于实证, 可姑存一说。[72] ;416-428楚爱华就西门家的建筑和花园所展现出的艺术构思进行了解读。[50] ;286-290陈桂声则不仅有文化意象的解读, 并且将社会思潮与行为也作为了意象解读的对象。[59] ;201-247
3.叙事与结构研究
韩石认为《金》中的模糊叙事不仅模糊了人物的性格、行为、道德, 也模糊了世界的真相, 而此一叙事模式正能对复杂世界进行独特认识。[73] 另一方面他又从关联叙事模式力图把握生活的对立, 完整地认识人的形象来探索这一模式的艺术表现力。[74] 两文的叙事视角具体、各异而又相互补充, 显示了严密的学术思路。刘云春认为因平民哲学与通俗哲学使小说叙事趋势变得狂欢化, 并从作家思维、小说体裁、作品世界三个角度深入挖掘这一趋势, 指出这即是古典小说臻至巅峰的标志, 中西互证的视野令人耳目一新。[75] 朱福全全面整理了《金》中的叙事手法, 着眼虽单一, 但归纳全面细致。[76] 倪浓水从明代四大奇书中的结构出发, 指出其百回本十回书叙事结构、中点架构, 进而论述了隐含其后的中国古代文化特色。[77] 李桂奎则认为《金》财生亲疏、真假的叙述体现了冷热的节奏与悲喜的结局, 从财富与交易化来解析叙事特色, 别具洞察力。[78] 杜贵晨着眼于一男六女叙事模式的易学文化内涵, 并联系其在其他小说中的发展状况, 然推论多而实证不足。[72] ;389-416张强则探寻《金》打破传统小说结构, 走向市井的叙事魅力以及语言的现实层面问题。现实性探究明确。[52] 黄霖、李桂奎、韩晓从空间、时间、节奏三维角度对古典小说叙事结构进行了论说, 其中《金》作为典型范例散见于书中, 而其中对《金》的叙事专论体现在与《红》的叙事比较中, 主要观点是:二书都采用了套盒式空间结构, 相异点则是一重物质空间、一重情感空间的描绘。[79] 黄霖将《金》中的艺术特色总体特点归纳为寄意时俗、写丑见美、恶不全恶、长于讽刺、悲喜交集、白描传神、闲笔不闲、自觉对比、耳眼口中的表达、入笋, 脱卸与‘搓草绳的结构手法’、细微神理、家常口语几个重要而精炼的叙事与结构手法, 既深又广地对艺术特色作了分析。[39] ;207-267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则就20世纪艺术研究的论争过程和结果做了全面细致的总结。[8] ;165-169陈桂声就结构与技法的运用进行了深入文本的解析。[59] ;247-284
4.小说理论研究
李杰认为晚明从雅到俗、从情到欲的审美趣尚转变的突出表现之一正在于以《金》为开端的世情小说出现, 并从美学思想上对《金》做了较客观的定位。[80] 相似的有潘承玉就《金》的审丑—审美双重创作与解读模式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析。[11] ;297-310同角度的尚有《中国小说通史》, ;[61] ;1124-1131石麟则在梳理小说评点派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艺术特点时认为:张竹坡评点将批者和作者视为了一个创作主体。[81] 韩石以《金》作为家庭小说的艺术代表来求证小说中的家庭实为现实生活的幻象, 指出其是性格集合的时空体。[82] 而接着, 他又从家庭小说中日常生活时间的特点与作用入手, 来看家庭时间理论的创作价值。[83] 另一研究考察了家庭小说对史传中纪传编年形式的学习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指出纪传最终成为了小说中历史和人物塑形意识的重要形式, 并促进了家庭小说的形成。[84] 而他尚有对家庭小说中历史时间的分类:编年、世代、纪传, 并逐一进行了艺术特色上的论述。[85] 综观韩先生在家庭小说创作模式和文本解读上的研究, 可以见出中西结合、角度入微、不疑处生疑的灵活思路。另外, 段江丽分析了以《金》为典型的家庭小说传统。[86] ;19-28还解读了《金》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86] ;28-42
六、比较研究与其他较有价值的研究;
比较研究中与《红楼梦》的比较依然热度不减。而与此同时, 与其他小说特别是中西比较的思路也在逐渐拓宽, 现综述如下。
1.《金》与《红楼梦》
田晓菲认为《红》是通俗小说而《金》是文人小说, 论点不同凡俗。[9] ;1-3马瑞芳认为《红》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规、僭越规矩等。出丧的着眼点别有思路。[87] 石钟扬具体地从曹雪芹对《金》的继承、曹对《金》从理论和艺术上的反拨做了解读。特别强调了曹对性爱描写过分铺张的洗涤, 推论这使得《风月宝鉴》最终成为了《红》。[33] ;288-310同论的尚有李明军。[70] ;269-277王平就《金》、《红》的色空观念进行了比较, 认为《金》较为粗浅、世俗化, 而《红》则富有人生哲理。[45] ;352-365张燕则以窥私意蕴的私人经验从《金》到《红》的转变来看二者艺术情境的差异。[88] ;;
2.其他比较
肖丽君就《金》与《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就性爱文化上进行了对比。[89] 同论的有黄永林, 但比肖更进一步, 黄还就二者性爱描写的艺术魅力做出了对比与评价。[90] 二者的切入点稍显传统, 但美学关照却颇具新意。史小军以《金》中的八十二、八十三回为例探讨了其对《西厢记》的袭用。[91] 戏曲与小说跨文体对照颇具启发。王进驹则探讨了《野叟曝言》在叙事结构上对《金》的仿拟, 更多体现了《野》对《金》的改造。石钟扬推介了孙述宇的研究, 认同孙提出《金》的讽刺艺术是《儒林外史》的先河。[33] ;311-312戴承元则对比了《金》与《堂吉诃德》的讽刺手法, 着眼点在戏拟手法的默契相合, 但不同文化境遇、美学价值的归宿却使此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该内涵产生的读者审美体验大不相同。艺术手法的切入点颇有新见, 可待深入。[92] ;;
另外较有价值研究有语言学、戏曲与诗词、续书研究等方面。
语言学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
(1) 词语研究
在俗语研究方面, 有侯兰笙 [93] 、张鸿魁 [94-95] 、刘新春 [96] 、雷汉卿 [97-98] 、赵红梅 [99] 、康振东、吴欣 [100] 的文化探究。语法语用方面则有惠红军 [101] 、曹炜 [102] 、刘敏芝 [103] 的辨析用度。词义研究方面, 则有崔山佳 [104] 的释义析理。王汝梅则就《金瓶梅辞典》中的词义考校发表了个人看法 [6] ;186-193, 而其《瓶外卮言》中的文章也有对《金》疑难词语的新见。[6] ;204-207另外还就《金瓶梅词话》的语言研究进行了简介。[6] ;265-266
许仰民的专著全面综合分析了词话本的语法, 是研究《金》与近代汉语的重要研究资料。[105] 张玉萍则对1987—2006年的词法研究作了细致的综述。全面而有所独取。[106] ;;
(2) 句法研究
张玉萍同样就1985-2005年的句法研究进行了综述。[107] 句式研究方面, 有吴锡根 [108] 、周四贵 [109] 的研究论证, 新兴的研究成果则有戚晓杰的博士论文 [110] 。
(3) 方言研究
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孟昭连 [111] 、殷小杰 [112] 的方言文化意蕴解读。王群 [113] 、翟燕 [114] 有这一方面的博士论文。
戏曲与诗词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
戏曲方面, 刘晓静着眼于《金》中的小唱, 介绍了其在明代的起源、发展和堕落, 指出当代研究将小唱与小曲混淆的错误。[115] 曹广涛认为《金》六十五回中的十个剧目并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乐舞杂伎, 而深入文本探析剧目特点后, 他认定此为娱鬼神、超亡魂的仪式戏。在细致求证基础上对前人的存疑和超越值得学习。[116] 张进德探究了《金》中的散曲对于增强小说艺术魅力的作用, 进而指出文中散曲具有深刻的史料和民俗价值。[117] 李永平根据《金》中两则包公戏的记录, 论证其具有包公戏在明末清初搬演的剧目、场合、渠道和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价值。[118] 李慧则发掘了《金》在折子戏记录上的史料价值。[119] 冯保善以小说作为戏曲传播载体的角度入手, 从《金》中的戏曲故事、演出、剧目三个方面探讨了传播的轨迹, 并提出从中可见出当时社会各阶层戏曲审美倾向之一斑。传播与文学的交叉是其亮点。[120] ;;
诗词方面, 孙秋克《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对孙以往观点加以补遗, 对元明清三代[行香子]四词的载录进行了详细的文献梳理, 并作出创作年代、作者、主题、版本以及与《金》关系的推论。全面考察后方小心求证, 其严谨值得学习。[121] 梅节则就《金》中所引之诗从艺术特色、引诗特点与诗作水平兼及的作者考订角度进行了分析。[2] ;60-75
续书研究有如下内容:
此一项研究大致集中在作者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如石钟扬分析了《续金瓶梅》六十四回中对潘金莲的解读。挖掘了从续书来看原作人物形象的角度, 颇有创见。[33] ;156-158刘洪强以宁古塔流人与丁耀亢罢官这两个政治现象的发生的背景着手, 辅以其他材料佐证, 认为续书完成于1661年。[122] 王汝梅就《金》的续书三种进行了介绍, 并特别介绍了山东诸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诸城与《金》、《续》的关系, 并认为《三续金瓶梅》实质与《金》貌合神离。[6] ;223-239陈小林认为《续》具有文化整合的价值, 故在叙事上具有板块结构与议论壅塞的特点。[123] 刘洪强与陈小林二文一考据、一阐发, 方法虽异, 却颇能启发后续研究。段春旭认为《续》对《金》进行了超越, 将小说的视角又拉回了重大历史事件, 又认为《三续》实为对《三世报隔帘花影》的翻案。[124] 朱萍将丁耀亢研究分为了肇始、发展、繁荣期, 并相继进行了梳理综述。[125] 李洪甫考察了丁耀亢在海州与云台山的游历情况, 并指出丁的故里就在海州。[126] ;;
近五年来《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佳绩, 不仅朱一玄、王汝梅、梅节、黄霖等大家的专著得以再版, 也有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就20世纪金学论争的全面总结, 给研究者的学习参考提供了便利条件。许多重大而具有新意的问题也在单篇论文中得到了提出和思索, 并且有逐渐深入理论提升、跳出繁琐考证的良好势头。比如, 文学意象、小说理论、哲学宗教和社会文化领域的解读就独具魅力, 令人在古代文化的艺术长廊中流连忘返。但是我们还应看到, 在英译研究等领域, 研究力度还甚为薄弱, 有待加强。部分专著也有商业炒作的空谈并有炒冷饭——重复研究的不良风气。这自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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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of Golden Lotusfrom 2005 to 2010;
Abstract: For the long time, Golden Lotus is one of the hot keys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For past five years, scholars' passion have never ceased, but achieved a lot with its help.Also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during the study.This paper sorts out exsiting research on Golden Lotus from following aspects: version, book forming, discrimination and author and gives an objective review,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relative study.
Keywords: Golden Lotus;Literary research;Literary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