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由于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过于绝望，对社会生活和人情洞察过于峻厉，对人性的理解又过于透彻，因此，他所构建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终于走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换句话说，作者在作品中所要批判、揭露乃至全面否定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与法律，也包括颓败的道德、虚伪的人情以及装腔作势的伦理纲常。一言以蔽之，作者对社会的否定是全方位的，没有保留的。这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呈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具有强烈的晚明色彩。我们首先要推究的问题是，这种破天荒的决绝之态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我们不把《金瓶梅》置于宋元至明代的社会演变和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如果我们不把《金瓶梅》的思想观念置于阳明学谱系及其流变的思想脉络中加以分析，如果我们不考虑明代中期以后儒道佛三教合一思想的巨大影响，《金瓶梅》的这种决绝，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释。比方说，在迄今为止《金瓶梅》的相关研究中，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见解，认为《金瓶梅》对社会人情世态的恶劣丑陋描述得十分生动，但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不用说，这种见解，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因而无法自圆其说的——对社会及人性的恶劣与丑陋加以揭露，如果不是批判，那又是什么？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固然对晚明的社会政治现实以及道德状况做出了严厉批判，但思想倾向过于悲观，没有给人指出应有的出路——在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出路一度被理解为《金瓶梅》问世三四十年后的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这种判断的前提部分没有问题，但结论却似是而非。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340.html
《金瓶梅》的作者实际上明确地给出了出路——这就是在此要着重讨论的佛道价值观，但论者却故意对它视而不见。当然，你可以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但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更不能无视作者的用心和文本意图。如前所说，正因为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乃至人情世态的批判和揭露过于彻底，作品有陷入虚无主义的危险。对现实否定的决绝之态，确实导致了价值真空的出现。为了弥补这一真空或裂隙，作者引入了佛道的价值维度，并将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相对化，将出世视为超越极端功利化、欲望化现实境遇的一条可能途径。作者这么做，固然是出于激愤与现实判断的不得已，同时，也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世俗化潮流，特别是三教合一思想的熏染和影响。这种激愤和不得已，在王阳明、王龙溪、赵大洲、李贽等人的思想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340.html
当然，《金瓶梅》作者批判现实的动机，与阳明学诸人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作者引入了佛、道的价值维度，使作品中的隐含作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从一个新的价值层面来打量世俗世界的功名利禄和酒色财气，从仙佛的空寂立场来观照现实中的人生境遇——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既是激愤和批判，又是超脱与悲悯。这一思想倾向与叙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340.html
很显然，《红楼梦》中的佛道框架，实由《金瓶梅》脱胎而来。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的仙佛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神话的外在模式。曹雪芹将佛道置于现实生活的外层，而在《金瓶梅》中，佛道则是从日常生活的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两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也就是说曹雪芹在继承《金瓶梅》的这一叙事结构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重要的改造。这一改造的基本策略在于将佛道框架神话化，让它与现实生活加以区分与隔离，并通过神话般的处理，使仙佛结构相对化，并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它的功能，从而避免使作品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3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