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中国古代性文化(一)
作者:丁东
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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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一部奇书。据吴晗先生考证,《金瓶梅》问世大约在万历年间。即距今约四百年。清朝以后,《金瓶梅》屡次遭禁,历尽劫波。至今在中国大众中,耳闻此书者甚多,目睹此书者甚少,目睹此书全豹者尤少。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究其原因,无非是犯了一个淫字。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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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既然被视为淫书,被禁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由于此书佳处自在,自它问世以来,就不断有文人为之辩诬。明袁宏道称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清张竹坡提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为之撰写长篇回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苏曼殊说它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尤其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作了肯定性评价之后,《金瓶梅》的地位在学术界似乎已没有太大的争议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细究起来,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同样肯定《金瓶梅》在小说史上地位者,其立论的标准其实是很不相同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一种看法是,《金瓶梅》全书是有价值的,而其中的性描写是负值的,是败笔。因性描写在整部书中所占篇幅有限,因而瑕不掩瑜,不妨碍人们从社会、政治、经济、民俗、语言等角度认识此书的精华。此种意见,以郑振铎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谈<金瓶梅词话>》为代表。郑先生说: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比之站在道学立场上否定《金瓶梅》者,郑先生的见解自然高明出不知多少。以后,郑先生身体力行,在其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金瓶梅词话》删节本,也为普及这一文学名著作了独到贡献。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郑先生对《金瓶梅》社会价值的发现,对《金瓶梅》与《三国》、《水浒》美学价值的比较,我都是赞同的。但郑先生的高见之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既肯定《金瓶梅》的伟大在于表现真实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世纪末的荒唐景象,又提出应除净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方不失为第一流小说。那么,难道秽亵的章节不属于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么?难道这些描写不是展示了社会病态的重要方面么?因而,我认为郑先生的见解仍然是不彻底的。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另一种看法,则是在肯定《金瓶梅》全书价值的同时,肯定《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例如,荷兰学者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提出,《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小说,而且也是一部很重要的社会学文献,因为它们为研究当时中国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道德风尚和性习俗提供了大量信息。在《金瓶梅》中没有当时淫秽小说中特有的那种对淫秽描写的津津乐道,即使是大肆渲染的段落里,也是用一种平心静气的语气来描写。高罗佩把色情小说与淫秽小说分开,认为《金瓶梅》不专以淫猥取乐,而是平心静气地状写世情,是明代色情小说的代表,与专以淫猥取乐的淫秽小说不同,比后者价值要高。日本学者池本义男在《关于<金瓶梅>的主旨》中也提出:笑笑生将那种人所尽知的、谁也不写的事,写了出来,把那种处于几乎完全禁幽的家庭妇女,在性生活中表现的情态逼真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它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和批判了万历年间社会混乱人欲横流的历史现实吗?从它反映的这一现实里,不也可以看出它具有一定的反映社会本质的较高价值吗?台湾学者刘师古在《闲话金瓶梅》里干脆说:金瓶梅之被目为淫书,主要在于两性描写的赤裸与直率,毫无一点掩饰。与中国人历史传统的欲盖弥彰方式完全不同,离经叛道,挑战传统,在当时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们细细咀嚼作者写到这些性戏场面时,态度庄重自然,一点也不曾有轻挑浮薄的感觉。金瓶梅全书中直率地写性,不是全无意义。只有人性的卑鄙猥琐,才是值得口诛笔伐的邪恶风气。近来,大陆也有新一代学者,超越了传统的伦理框架,正面研究《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张国星在《性·人物·审美》中便提出:《金瓶梅》——且不论它的价值尺度如何——把性作为揭示人物性格心理、昭示其命运的重要艺术角度,这本身就是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美学进步,一种突破性的贡献。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498.html
这些见解之间虽有诸多差别,但都较前一种看法彻底。
从《金瓶梅》本身看,其生活内容固然有政治、经济层面,但重心在家庭人伦层面。整部《金瓶梅》兼写家庭与社会而侧重家庭;兼写同性交往与异性交往而侧重异性交往;兼写代际关系与平辈关系而侧重平辈关系;兼写户外活动与房内之私而侧重房内之私。因此,衡量《金瓶梅》的价值,其性文化内容是回避不了的。
西方人说,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其实,中国文学概莫能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从最早的《诗经》起,表现性爱的传统一直绵绵不绝。但不论诗歌也好,词赋也好,散文也好,传奇也好,笔记也好,杂剧也好,其表现性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都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从上述文学体裁中,我们虽然可以找出当时性文化的一些痕迹,但其规模,无非是一片波澜,一幅侧影、一纸速写而已。像《金瓶梅》这样以长篇小说的规模,用斑斓的长卷,翔实的笔触,表现一个时代性文化风貌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是前无古人的。《金瓶梅》从社会底层,到社会上层;从豪门之内,到妓院勾栏;从明媒正娶,到勾搭成奸;从男女相悦,到男女相虐;从自然行为,到性之变态,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当时性文化的全息景观,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创造。
研究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正史野史、医书、房中书、笔记、画册、实物固然都是重要资料,但像《金瓶梅》这样的长篇小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到价值。小说从伦理层面、社会层面,一直描述到心理层面,生理层面乃至工具技术层面。这种全息性,生动性,正是其他史料的薄弱处或空白处。
因此,《金瓶梅》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座奇峰,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的一座宝贵的信息库。
男性的坟墓
《金瓶梅》书名虽以三位女性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为题,但小说的第一号主角却是一个男性——西门庆。
关于西门庆的评价,前人见仁见智,诸说不一。
有人说,西门庆是地主、商人、官僚三者合为一体的家伙;有人说,西门庆是集奸商、黠吏、流氓、土豪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表;有人说,西门庆是16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这些看法虽然差别不小,但大体上都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给西门庆划成分。
西门庆是商人,是官僚,这都不假。但就小说着墨的重点而言,西门庆首先是个性欲狂热的男人。君不见,小说写西门庆经商赚钱、官场应酬,多用侧笔、简笔,一掠而过;写西门庆飘风戏月、床上征战,多用正笔、详笔,浓墨重彩。西门庆的全部人生活动可概括为捞钱、捞权、捞女人。但他捞钱、捞权的目的还是在于更多地捞女人。性享乐在西门庆全部人生目的中居于榜首的位置。西方有将《金瓶梅》译为中国的唐璜。把西门庆比喻为唐璜,这倒触及了他性欲狂的特质。
书中第三回,王婆对西门庆说,挨光要五个条件,潘、驴、邓、小、闲。潘安的貌,驴大行货,青春少小,是生理条件;邓通般有钱,是经济条件;有闲工夫,是社会条件。西门庆经商是为飘风戏月创造经济条件,而做官又是为经商赚钱提供政治保证。西门庆在社会上由私倒而官倒的发迹史,同时就是他由宅内而宅外对众多女性的征服史。两条轨迹合一便是西门庆的全部人生线索。而小说的重点,正是沿着后一条线索展开的。
西门庆的正式配偶是一妻五妾,但实际其性对象远不止此数。书中第二回写道:
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环妇女。又常与勾栏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中去二十余趟。
由此可见西门庆性史复杂之一斑。
张竹坡开过一张西门庆淫过妇女的清单:李娇儿、卓丢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春梅、迎春、绣春、兰春、宋惠莲、来爵媳妇惠元、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林太太、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加上吴月娘与原配陈氏,共计二十一名女性。这只是西门庆与女性交接的最低限。此外,他还与书童、王经等有同性性行为。
西门庆与数十位女性周旋,既要占有她们的肉体,又要征服她们的心灵,这本身是一道超乎其自然能力的难题。
固然,西门庆占据了潘、驴、邓、小、闲五个条件,在性的战场上有一个胜利的开端。武大郎、花子虚、蒋竹山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度所向披靡,潘金莲、李瓶儿,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投入他的怀抱。宅内群妾争宠,宅外醋海翻波,处在中心地位的西门庆好不红火热闹!有的女人为了向他取宠,不惜出卖尊严;有的女人为了独占其宠,不惜互相厮杀;有的女性为了得到他的钱财,不惜满足他种种变态要求,诸如施炙、喝尿、肛交之类。西门庆随心所欲,在不同的性对象身上肆行种种花样翻新之举。
然而,这种男女之间的以寡敌众,既不平等也不对等的格局,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都埋伏着毁灭的种子,很难长久维持。在这种性秩序里,不论是征服的一方,还是屈服的一方,不论是施虐的一方,还是受虐的一方,都焕发出某种兽性,都要产生和释放破坏性能量。随着双方互相角斗,进而互相消耗,互相吞噬,最后互相毁灭。
君不见,西门庆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时,却在性的战场上由盛而衰。他渐渐感到精力不支,只好靠胡僧药来维持他雄性的攻势。事情往往有两面。当官固然为西门庆经商更多地赚钱,从而为更多地搞女人创造条件,然而,官场上频繁的应酬交际,无形之中就破坏了挨光的社会条件——闲。小说开头,当西门庆还是个闲散商人时,他征服女人是何等有心计!何等有精力!但他步入官场,成为当地要人之后,则越来越少向群妾发怒了。正像夏志清在《金瓶梅新论》里说的,这时他多姿多彩的性生活,都出自习惯而非内在冲动,他差不多是自虐狂地以兴奋的淫乐来处罚自己了。最后,西门庆在潘金莲床上油枯灯尽,一命呜呼,已不是潘金莲失误造成的偶然,而似乎是西门庆性活动史的必然归宿。
西门庆由盛而衰的性经历,是意味深长的。
与其把西门庆看做是当时性文化秩序中变态的典型,不如看做是常态的典型。
西门庆的性行为方式,在当时虽然不是普遍的,却是具有代表性的。在他征服一个个妇人的过程中,不但有王婆等媒人热心牵线,有应伯爵等帮闲主动捧场,更重要的是像李瓶儿、孟玉楼等富孀,嫁给他当小老婆亦不觉为耻,甚至感到成功。书中的韵文虽对西门庆多有指斥,但这种环境描写,分明让我们感受到西门庆的性行为在当时是合乎社会潮流的。所以,西门庆是当时性文化秩序的正常产儿,而非逆子。西门庆虽然是个没有多少文墨的暴发户,但他的性经历,仍可作为中国古代男权统治的性文化秩序的标本,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华夏民族自文明以降,就沿袭一夫多妻的婚制,和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一夫一妻的婚制有鲜明的区别。传说中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玉房指要》),后来帝王配偶的理想数字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贵族配偶的数量虽不能与帝王相比,但也能分出妻、妾、婢等若干等级。商代甲骨文中便有妃、娣、嫔、妾等字,由此可推测当时贵族的婚姻状况。这种男女不对等的性秩序,本身就潜伏着反自然的因素。然而它却能维系几千年之久,主要就是靠文化的力量来支撑了。具体到华夏民族的性文化支柱,我以为主要是先秦时代形成的儒道二家。
儒家性文化是一个以传嗣为中心的体系。大昏,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着保障传宗接代,形成了一整套性的规范。
男尊女卑,妻妾有序,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性的快乐功能要服从于生育功能。妇女要守贞、守节,恪守生育和养育的义务。
道家性文化的中心本来是养生,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与儒家的男尊女卑不同,道家最初崇拜女性。老子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道家更多地考虑女性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主张男女双方分享性所带来的益处。然而,道家在求长生不老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炼丹术、导引术、房中术等,后来却演化成了为帝王和贵族所需要的性技术文化。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一个男子的性能力很难满足众多女性的需要,得宠与失宠就会在闺阁中引起纠争。这样,道家房中术中服务于一男御多女之目的的种种药物和技术,自然大受帝王、贵族乃至整个社会的推崇。其采阴补阳的理论,更从哲学层面上投合了男权社会的理想。
回到《金瓶梅》的世界里,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延续发生了重大的危机。
儒家性文化的危机表现为礼崩乐坏之态。西门庆虽然是个俗人,但他思想中还是有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一面。生儿子传宗接代,在他的观念里是极重要的。李瓶儿生儿子之后,他是何其兴奋!但是,全书的结局,使西门庆家庭几乎成为绝后的家庭。李瓶儿之子未成人而早夭,潘金莲怀孕不足月而流产,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干脆不生,最守儒家妇德的正妻吴月娘,为怀孕求秘术仙方,直到西门庆命归黄泉后才产下遗腹子孝哥,最终又被和尚收了去。只好让小厮玳安顶名西门安,如此勉强传承香火,岂不是一种讽刺?再看众多妇女,上自贵妇,下至女仆,一个个色胆包天,尽情,追求官能之乐,儒家的一套规范实在是分崩离析了!
道家性文化的危机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本来,在道家性文化中,房中术是手段,养生延年是目的。但就西门庆而言,手段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各种新奇的房中药术都是他兴奋中心所在,纵欲发展到几近自虐的程度,养生自然是谈不上了。西门庆死于春药,便是手段与目的颠倒的绝好象征。
这里需要附带讨论的是,给西门庆授药者不是道士而是胡僧,是天竺来的和尚。胡僧药与道家房中术何干?据荷兰学者高罗佩考证,印度佛教的房中秘书和中国道家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存在着历史联系。如道家的固精法便是先传到印度后来又由印度回传到中国的。(见《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胡僧的口诀说的服久宽脾胃,滋肾又扶阳,玉山无颓败,丹田夜有光、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伤之类,都分明源出于道家。西门庆使用的药煮白带子,更可在道家房中书中找到记载。
儒家、道家两根支柱都出现了坍塌倾倒之势,中国以男权为本位的性文化也就进入了衰老期。西门庆的暴卒,不过是这种文化衰老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当时整个社会的败象,则是从民间一直到宫廷,都处在世纪末的病态之中。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高见: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事。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谧,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政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中国小说史略》)
下至西门庆这样的乡绅,上至皇帝,都热衷于房中奇术奇药,可悲的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男性社会了。从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凭借春药人为地激发性力,虽可奏效于一时,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鸡止渴。从现代性哲学的观点看,崇拜药具,也是一种异化,人在这种性关系中变成了工具的奴隶,而失去了自由与活力。
西门庆死了。
以男性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性文化老了。
横在男性面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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