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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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凭空臆造。作家构思作品，靠想象，靠读书，靠别人提供的各种资料；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他自身的生活基础。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生活经历的载体。每个人的身上，无不带有他自身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所赐予的深刻的烙印。它既是作家的命根子，又是作家永远摆脱不掉的影子；它时刻伴随着他，在他的作品中不时显露。人人如此，《金瓶梅》的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在看他这一回回的小说时，就如同在看千姿百态的一张张摄影图片，透过对图像的分析，不难捕捉到那藏而不露的照相机的位置和角度，找到摄影师的视点与视角。同样，《金瓶梅》的背后（不包括本不是《金瓶梅》原作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也隐藏着它那作者的一双智慧的眼睛。不论他祖籍何处，生于哪方，当他在创作这部长篇时，他的视点与视角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北京。大量证据证明，他的生活基础是在北京而不在旁处，或主要不在旁处。请看：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一、玉黄李子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李子是一种含汁较多，因而不易保存，更不宜于长途运输的水果。在交通不便，而保鲜技术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明清时代，一般都是当地人吃当地产的李子，当地有什么李子就吃什么李子。一般说来，是吃不到产于外地的李子的。比如《金瓶梅》第三十二、三十三、五十二回三次提到的玉黄李子，倘若它是产于山东临清的，那么，山东济南就很难吃到它，更不要说外县外府和外省了。《金瓶梅》既然多次提到这种李子，可见这是《金瓶梅》作者所熟悉的一种李子的品名。因此，这就提供给我们一条线索：如果要找寻《金瓶梅》的这位作者，我们就应该到盛产这种水果的地方去。什么地方盛产这种水果，什么地方就有可能成为这位作者的藏身之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李子，在植物学上，有中国李与西洋李两大种系。玉黄李子，是中国李的一个有名的品种，又名玉皇李、御皇李；写法不同，指的实为同一种东西。大约生活于明代天顺前后的华亭人宋诩，在其《竹屿山房杂部》中，就有关于这种李子的记载。现在，它已经在国内的许多地方广泛栽植。我们当然不能拿它现在的产地作为推断生活于明代的《金瓶梅》作者的根据。我们必须寻找的是，也只能是，明代的玉黄李子的产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金瓶梅》的原作者藏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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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山东的兰陵、临清和章丘，浙江的金华，以及江苏的苏州、淮安等地，都是可能找到《金瓶梅》作者的地方。可惜，目前我们还无法确知这些地方各自与玉黄李子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只有存疑。然而，我们却已经清楚地知道，在明清两代，在当时的京城顺天府所辖各县，却的确是盛产过玉黄李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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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竹屿山房杂部》也还不算是最早讲述这种水果的著作。目前能够见到的关于这个品名的最早的记载，是在北京图书馆辑录的《析津志辑佚》和缪荃孙从《永乐大典》抄录下来的残卷《顺天府志》内。这两本书的很多材料均取自现已失传的元代北京志书《析津志》，因此，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志书。《析津志》中，在每年五月进献皇帝与向太庙荐新的果品中都有一种叫做御黄子的水果，八月上市的果品中也有御黄子；永乐《顺天府志》卷十《土产》一节，也两次提到御黄子这个水果名字；并有小注：如江西苏山李，核小，惟黄不红，味者甘。名字带有御字，一般地说，都是皇帝御用之品，足见此物在当时是何等的珍贵了。明朝万历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也记载过北京特产的李子的品种，有玉皇、青脆、牛心红等。这里的玉皇二字当是从元代御黄二字而来。清初的《帝京岁时纪胜》一书说到五月李，则有御黄李、麝香红之说，便是铁证。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兴县志》记载的李子的品种中，也有玉皇李、青脆、麝香红，等等。直到光绪年间王养源编撰的《宛平县志》，仍有关于玉皇李的记载。而延庆县玉皇庙的玉皇李和密云县石峨的玉皇李，则曾是清王室享用的贡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只有盛产过玉黄李子的地方，才可能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在其民歌小调和群众的俏皮话儿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种水果的名字。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我们虽然不能仅仅据此一点便断言《金瓶梅》的作者是北京的某某人，但是，这起码可以算是《金瓶梅》作者在北京的根据之一吧。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620.html
可以作为佐证的材料是大量的。《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唱了几段《山坡羊》小曲，其中一段，全由果子名儿组成。所有这些果名，几乎全是北京的特产。除了玉黄李子，他还提到过青翠，也即上述各种志书所说的青脆，也是北京李子的一个品名。苹婆即苹果，不足为奇。但在《永乐大典·顺天府志》频婆条下的小注值得注意，它说：结子最晚，在御黄子陵，大如桃，味佳。它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北京，不但有叫御黄子的这种李子，而且有一个叫做御黄子陵的地方。那里出的苹果又大又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虎剌宾。这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果品名称。《光绪顺天府志》云：虎剌宾即槟子，似频婆，果差小，体微长。还有软枣儿，《光绪昌平志》载：羊枣，一名丁香柿，名苑所谓君迁子，俗名软枣。所谓俗名，当然指的是昌平附近的俗名。还有海东红，据王养源说，这是一种杏子的名字。他在《宛平县志》中介绍，北京的杏，有土杏、海东红、金梅、水梅等品名。至于牛心红，北京有种李子就叫这个名字已如上述；但在这个小曲里，它指的实际上也许是北京附近产的一种柿子。东安是明代顺天府管的一个小县，位于大兴以南不远。李光昭《东安县志》谓：牛心红，即小红柿。
陈经济唱的另外一段《山坡羊》小曲儿则全由花木名儿组成，共有十七八种，也多见之于北京的各种志书之中。蔷薇、迎春、丁香、碧桃之类，比较普通，可毋庸议。但是，有几种花名属于北京附近的独特叫法，就格外值得一叙了。如望江南，据《昌平志》载：这是高不盈尺，枝柔，叶似槐，开黄花，结荚的一种花。金盏儿，是北京人对长春菊的叫法。《昌平志》说它，叶似莴苣菜，大似指顶，色黄，状如盏子，四时不绝。此外，红娘子在旁处指的是一种草本的小野果子，在明清时的京畿却是牵牛花的俗称。此说见之于唐执玉的《畿辅通志》。转枝莲并不是转日莲（向日葵），宋文《昌平州志》：粉红色，植者高架，引之盘曲而上，烂漫可观。按县志，或作缠枝，或作串枝、穿枝，同一物也。《金瓶梅》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摆的夹枝桃，即夹竹桃，山东等地俗名柳叶桃。《光绪顺天府志》云：其花自春徂秋不绝，惟性畏寒，入冬必藏之室内，或以稻草护其本。这和《金瓶梅》里关于这种花木的描述完全相同：冬月间，西门庆只在藏春阁书房中坐。那里烧下的地炉暖炕，地平上又安放着黄铜火盆，放下梅稍月油单绢暖帘来。明间内摆着夹枝桃。
二、从《橘律阳》到驹驴羊
明代的北京志书《帝京景物略》，说到元宵节灯市上演奏的乐曲，云：鼓吹，则橘律阳、撼东山、海青、十番。其中，独有橘律阳一曲今已无传。考《尔雅·释天》：月在乙曰橘，十月为阳。旧时以干支计月，五年一周，其第一年的十月为乙亥，橘、阳恰恰相合。两字之间，又界以乐律的律字，显出一副很是古奥的样子；而古曲中实无此曲。
也是明代崇祯年间版行的科技文献《天工开物》中，有与橘律阳基本同音的矞艻羊三字，为我们指点了迷津。矞艻羊，其实就是山羊。作者宋应星自注，矞艻系番语。查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对于山羊的指称，其发音与此相近者几乎没有；因而，此说非是。考其语源，实来自古代汉语中的羖二字。早在《尔雅·释兽》中，就已把黑山羊称为羖了。宋代苏颂《图经本草》云：羊之种类甚多，而羖羊亦有褐色、黑色、白色者，毛长尺余，亦谓之羖羊。北人引土羊，以此为头羊，又谓之羊头。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谓：羖羊出陕西河东，尤狠健，毛最长而厚，入药最佳。被金国扣留多年的宋使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中说：善牧者，每群必置羖羊数头，仗其凶狠，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群羊皆随其后。辽代的《龙龛手镜》和西夏的西夏文汉文双解的通俗语汇书《番汉合时掌上珠》，也都有汉文的羖二字。
在汉语的发展史上，在元、明时期，由于声母舌面化（即腭化）的作用，使一部分本来是舌根音ɡ、k、h一组声母的字，逐渐变化为舌面音j、q、x一组声母的字了。例如坚字，本来读ɡān，后来改为读jīān了。至今，北京人的口语中仍有ɡ、k、h与j、q、x混用的遗迹，如给字，既可读ɡěi也可读jǐ；更字，既可读ɡēng，也可读jīng；耕字的情况亦然。同样，羖一词在腭化的作用下，也就在许多地方由ɡǔlì变成了jülü，于是发生了语音和文字脱节的现象，致使宋应星《天工开物》误把jülü当成了番语，并音译之为矞艻。
（为了便利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对文字的注音，本书基本上采用的是汉语拼音字母，而没有采取比较准确的国际音标和其他注音符号。但是，古音与方音的实际发音，较之现在的汉语拼音字母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的注音充其量只是示意而已，虽然接近原来的读音却又与原来的读音还很不相同。这是要特别加以说明并请读者见谅的。）
所谓橘律阳也是一样。它本身是一只民间乐曲，而民间乐曲往往有这种很生动、很形象的名字，如上面曾经提到的海青就是民间对一种鹞鹰的称呼。文人们不知jülüyɑng就是山羊，又故弄玄虚，硬把这只活泼的生灵弄成了一具古旧的僵尸。
同样生活于明代的《金瓶梅》作者，却比较接近群众的生活，比较熟悉民间的语言，所以，当他在小说中提到山羊时，他把jülü写成：驹驴。让你一看便知，这是一种小动物。原话是：打着绵羊驹驴战。意思是，绵羊挨打，山羊也要发抖。在明代，在《帝京景物略》、《天工开物》、《金瓶梅》这三部著作中，对jülü一词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记法，说明当时还没有产生一种约定俗成的、正名辨物的适当的文字。直到清朝乾隆时成书的《豳风广义》中，仍说羖羊，俗名驹羊。至今，甘肃《花儿》中的羖一帮羊一帮，临洮地区唱ɡǔlǜ，临夏地区则唱jǖlü，文字却还是羖二字。它的这种注音，也恰恰证明了jülü这两个字音确实是源于羖这两个固有的汉字，而不是什么番语。
能够见到的最早将jülü一词用两个新汉字笔之于书的，是乾隆二年黄文炜的《重修肃州新志》，其中有民间多畜，青黑色山羊、、绵羊，始产番族，近民间亦畜等语。此前的《康熙字典》（共收汉字47035个）与其后的《词源》、《辞海》之类均未收二字，后来，仅陆续见之于《卫藏通志》与《清稗类钞》等书。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两个字在西北地区的使用很广泛，常见于陕、甘、宁、青、新之报端。1955年，正式出现于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书中形容阶级阵线的分明时，说是绵羊、分清了。近年出版的《新部首大字典》（共收汉字51100多个）、《汉语大字典》（共收楷书单字56000个左右）和《汉语大词典》（共收词370000条）也都已收入了这两个新字。可惜的是，目前我们使用的《国标18030汉字字符集》里还没有收入这两个字，用电脑写作时还必须自造，十分不便。
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中的驹驴与《帝京景物略》中的橘律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已经知道，打着羊，驹驴战，乃是一句民谚，它出现于《金瓶梅词话》之中，不但是其作者自身所熟悉、所惯用的，而且就其作者来说，必定也是其心目中的服务对象所能够了解并且十分熟悉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流行地域问题；任何民谚都不可能不受到地域的限制。愈是生僻的词语，其流行的区域愈狭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便是，首先弄清楚在当时究竟有哪些地方的人是把山羊叫做的。目前已有不少地方在竞争《金瓶梅》故里的资格。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地方的人是否都懂得是个什么东西；尤其是在当时。然而我们确已明白无误地知道，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在民间，至少是在乐户，以及那些爱好民间音乐的人当中，他们对羊是并不陌生的；其证据便在这《帝京景物略》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曾经是一词的流行区，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词似乎是从北京消失了。可是，《北京晚报》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北京的羊肉易县来》：位于北京西南不远的河北易县山区历来是北京食用羊肉的主要供应地。据笔者调查，在今日易县山区的养羊户当中，仍然不乏知道为何物的人。通观《金瓶梅》全书，其作者恰恰是一位对民间音乐有着十分强烈的癖好的人物，他显然知道羊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如果由他来记录这只乐曲的名字，他是绝对不会记成橘律阳这样一个怪物的。这只乐曲现已无存，但现存吹打乐《十番》的开始曲《将军令》极可能就是由它而来，因为明代的《羊》（即《橘律阳》）本来就是一只开始曲。如果把一组乐曲视为一个羊群，它那开始曲不就是它的领头羊么？
既然明代的北京确实有过羊这个土语，我们请北京人也来参与《金瓶梅》作者资格的竞选，这便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根据。
三、刘太监管的砖厂何在？
《金瓶梅》的作者将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安放在一个纯属虚拟的隶属于山东省东平府的清河县。在这个小县城里，居住着太多的太监；已经多到了使当时还是平头百姓的西门庆很不耐烦的程度。第十一回，西门庆出去为人送殡，却早早地回来了。为什么？他说：斋堂里都是内相同官，……我不耐烦……可见到场太监绝非少数。书中写到具体姓氏的，即有：花、刘、薛、徐等四位。有人认为，《金瓶梅》里单是姓刘的太监就应该算成三个，未免有些矫情，故不从此说，只算是一个。花老太监是本地人，告老还乡后已经死了，可不再计。刘、薛二位是从京城派来此地为官的，一个负责砖厂，一个管理皇庄。至于徐太监，究竟是现职还是退了职的，作者没有明确交代，只说他很有钱，放高利贷发了大财。若是现职，那么，派他来清河县长住，到底负责哪项具体工作呢？不得而知。
虽说朱明王朝是一个太监过剩的朝代，但是单就每一个外省的小县城而言，恐怕还不至于多到如此地步。很可能，作者是把他所十分熟悉的其他地方的情况给搬到这座小县城里来了。
就拿刘太监管的砖厂来说。距离清河不远的临清，明代确实有一个名震全国的大砖厂。那是一个为皇家烧制城砖的生产厂，而不是一个存放各种砖瓦的储藏厂。在那里，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砖窑，到处是各地前来服役的窑户和工匠。可是，我们在《金瓶梅》里，并未看到一丝一毫挖土、合泥、脱坯、烧窑的生产景象。当然，作者意不在此，我们也不能强求。问题是，我们从作者所透露的信息里，却分明发现了它是一个储存厂的踪迹。第六十一回，刘太监给西门庆送了二十盆菊花；最难得的是那二十个花盆。请看帮闲者是怎样说的：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跐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哪里寻去？
现在，我们分析他这一段话：
第一，从明代《天工开物》的记载中知道，皇居所用砖，其大者，厂在临清，工部分司主之；而细料方砖则是由苏州造解的。邓浆盆属于细料，临清无此原料，更无此工艺，连邓浆砖都造不了，更何况邓浆盆？所以说，这种最难得的花盆并非是临清所造，而是由外地运来的。
第二，书中明说，如今已是很难找到了。倘若它是临清砖厂所出，继续烧造就是，何言难得二字？怎么会无处可寻呢？
第三，那么，究竟从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难得之至的花盆呢？所谓官窑，即烧造嫔妃以下人物所用陶瓷器皿之窑也。在当时，能够找到如此数量的官窑花盆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它的储藏厂了。这样的储藏厂是有的。它也叫砖厂。只是它的位置在天子脚下的通州西南郊张家湾（京师北城昭回靖恭坊也有一个砖厂），而不在临清。
由此看来，《金瓶梅》作者对临清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所了解的只是位于京城的这种砖厂，却把它附会到临清去了。
四、马房内臣
《金瓶梅》里还有一位没有姓氏的太监，就是马房内臣。在书里，此公并未露面。露面的是他的答应，即服侍他的下人。这人姓韩，是个回民，书中称之为韩回子。他租住着西门庆的房子，是西门庆的紧邻。
第二十四回，正月十六之夜，他那老婆喝多了酒，坐在大街上发酒疯，次日一早，丈夫回家来给了她一顿好打。
何谓马房？
据明嘉靖三十九年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东直门外，有驹子马房、北马房、金盏马房、北高马房、义河马房等大小二十所马房，各相距三四里，牧养御马。其中一些，作为地名，至今犹存。
又据崇祯初年编写的《芜史》，除都城东北有大坝等二十四马房外，在大内仁智殿之西北，曰马房，监官典簿奉旨问刑拷打内犯之所。……俗云‘马房’也。
里、外马房的太监，职掌十分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都在北京城内外。因此，不论《金瓶梅》此处这位太监管的是哪种马房，他都是身居北京的一位内臣，因而，韩回子只能住在北京城内外才能充当他的答应。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书中却说他是西门庆的邻居，而西门庆的宅子却在山东清河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夜里在北京当差，清早飞回清河去管教老婆，在那一无飞机二无高速公路的明代，怎么可能呢？
作者的这种明显的疏漏，说明：他是一位久居京城的人士，他对北京了如指掌，对外地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一不留神，就露出了马脚。除此之外，难以找到其他解释。
五、何处有皇木？
皇木，就是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引自陈昭、黄霖作注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里有位工部主事安凤山，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回来道经清河，特地拜会了驻在当地的官员西门庆。
刘太监是皇上派驻清河砖厂的内臣。第三十四回，他兄弟在清河城外五里店新买的庄子上盖房，偷用了皇木，被西门庆手下人查出来，要动本参送，申行省院，刘太监慌了，亲自去给西门庆行贿，才将此事捂住。要不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他这皇木的来源问题。肯定不是从北京偷到清河来的，也不是督运皇木的大臣私自送给他的，因为书中并没有如此交代，也没有类似的暗示。那么，只能是在清河当地偷偷取用的了。已知：明代的皇帝没有在清河建造过宫殿。他在北京用木材，为什么要把木材存放在离北京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据说，他把烧砖的地址选在临清而不在北京郊区，主要是害怕窑工们聚众闹事，威胁京城的安全。难道他也害怕木材们站起来造反么？显然，他还没有神经病到如此程度。据调查，他也没在清河附近存放过木头。
实际上，存放皇木的地方在北京及其附近；主要是在通州的张家湾。
《光绪顺天府志·故事志五·祥异》：嘉靖三十二年秋，通州淫雨，运河冲决张家湾麴店，皇木厂大木漂流，甚为民害。又：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淫雨一月，平地水涌，通惠河堤闸莫辨。张家湾皇木厂大木尽行漂流。
在通惠河凿通之前，张家湾是明代运河北段最重要的大码头。
与存放邓浆花盆的砖厂相邻，便是有名的皇木厂。管砖厂太监的弟弟就近偷点皇木使使，肯定有条件，而且不太费事。作者把盗用皇木这一情节写到管砖厂的人身上，不是毫无来由的。这就进一步说明，尽管作者嘴上说的是清河，他心里想的实际上却是京城附近。除了张家湾，据高道素《明水轩日记》，工部在京师设五大厂，其中，神木厂在崇文门外，大木厂在朝阳门外。
六、本司三院的地理位置
本司三院这个专有名词是北京所特有的，正像美国的参众两院是华盛顿所特有的一样。《金瓶梅》里，每每用到本司三院这四个字。所谓本司，实乃明代北京人对教坊司的一种俗称。北京教坊司的具体位置在东城黄华坊，即今天仍然叫做本司胡同的那个地方。在当时的北京城内，直属教坊司的乐户聚集区有三个，通称东、西、南三院。东院就在教坊司及其附近，包括勾栏胡同（今之内务部街）、演乐胡同在内。南院也在东城，属于当时的明时坊。西院在西城咸宜坊，即今之大院胡同一带。所有这些，在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均有十分明确的记载。
我们注意到，在《金瓶梅》里，只有当它泛指一般的妓院时才使用本司三院四字。如：说到应伯爵的谋生手段，是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妓女李桂姐逼西门庆去剪潘金莲的头发时说，拿来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但是，在它实指具体的妓院乐户时，却往往不用三院而用的是两院。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在家迎接新上任的巡按，门首搭照山彩棚，两院乐人奏乐；第六十五回，李瓶儿出殡，坟场上两院妓女摆列迎接；第七十五回，宋巡按借西门庆家设宴欢送巡抚，本府出票，拨了两院三十名官身乐人，两员伶官，四名俳长，来西门庆宅中答应。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虽然细微却十分明显的区别呢？《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御史胡鳌的奏本中有京师……内外居民倡优杂处，请敕五城，诸非教坊两院者，尽逐去之语。可见两院是官方的用语，三院是民间的混称。民间看到的是实际，而官方注重的是体制。三者之中，南院可能与东、西两院并不平等。
分析书中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找到作者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如：第八回，写王婆子往院里找西门庆去，出县前，来到东街口，正往勾栏那条巷去，只见西门庆远远从东来；第二十回，西门庆在帮闲们的簇拥下，把马径往东街勾栏那条路来了。可见他所描写的这个妓院区，位于县衙以东的一条街上。他明确指出，是东街勾栏；而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与西四南大街靠近东、西两院的地方各有一条叫做勾栏的胡同，此为东街勾栏，故知其所指，实乃东院；不是西院，也不是南院。南院虽然也在东城，其地却不叫勾栏。在第十五回里曾说到这边院中如何如何，在第十二回里又提及那边院里怎样怎样；前者如是东院，则后者可能就是南院。此两院同处于东城，都在大兴县的辖区之内。大兴县衙在今大兴胡同内。我们知道，从北京东城到西城当时是很绕脚的，必须绕走皇城以北的北安门（今地安门）外，或者皇城以南的大明门外（在今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与纪念堂之间）。今日的长安街和景山前街这两条东西捷径，当时并非通道。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作者当时经常活动的地区是在北京东城，作者经常出入的也是位于东城地区的某些中下级衙署。
七、院中炉烧熟鸭
人们普遍注意到了《金瓶梅》对我国明代商品经济和市井生活的一般反映，却忽略了它所反映的明代商品经济中那个极其特殊的侧面--妓院经济。请看：
一、第五十二回 西门庆与潘金莲变着花样行房的过程中，潘金莲趁机提出要求说：我昨日见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线掐羊皮金挑的油鹅黄银条纱裙子倒好看，说是里边买的。他们都有，只我没这条裙子。倒不知多少银子，你倒买一条我穿罢！ --所谓里边，指的就是妓院里边。
二、第五十八回 妓女郑爱月儿头一次到西门庆家来陪酒唱曲儿。西门庆家的几个妇人围着她赏鉴时：
那潘金莲且只顾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说道：你每这里边的样子，只是恁直尖了，不相俺外边的样子跷。俺外边尖底停匀，你里边的后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胜，问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头上金鱼撇杖儿来瞧，因问：你这样儿是那里打的？郑爱月儿道：是俺里边银匠打的。
三、第六十一回 九九重阳节，常时节为了答谢西门庆对他的周济，给西门庆送来了几十个大螃蟹和炉烧鸭儿。说到这鸭子时，作者特意交代，是两大只院中炉烧熟鸭--所谓院中，就是行院之中。
本司三院不仅仅是嫖娼作乐的地方，它还从事着不同于外边商品样式的，包括时装、首饰、餐饮等行业的商品生产和销售。看来，妓院生产的商品还确实领导着时代的新潮流呢！既要满足三院自身的需求，又要走向市场，部分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其经营规模想必是相当大的才行。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它这个院中炉烧熟鸭。显然，这就是现已誉满全球的北京烤鸭的前身了。除此之外，在北方，我们还找不到比这更早的关于烤鸭的专门记载。最早，最好吃的烤鸭原来是院中的特产，后来，技术逐渐外传，这才演变成了北京城的一道风味名菜。
八、白眉赤眼与乐星堂
白眉赤眼是《金瓶梅》里常用的一个骂人的字眼。如：第七十六回，潘金莲在西门庆面前骂正房吴月娘：……白眉赤眼儿，你嚼舌根！一件皮袄也说我不问他，擅自就问汉子讨了。我是使的奴才丫头？
《小说词语汇释》将之解作平白无故，《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则注为形容怒气冲冲的凶恶样子：都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全然用不着舍近求远，正确的解释就在这《金瓶梅》中间。第五十二回，李桂姐唱曲儿，食客应伯爵插科打诨，捏造李桂姐的性故事，李桂姐骂他：白眉赤眼，你看见来？应伯爵却胡打岔，说：我没看见？在乐星堂儿里不是？把在场的人全都逗笑了。不是说在乐星堂里看见了李桂姐的性行为，而是说，在那里看见了白眉赤眼。人们笑的是应伯爵随机应变的这副好口才。
先得弄清乐星堂是什么。原来，它是妓院乐户供奉其祖师爷的地方。《金瓶梅》的妓女郑爱月儿一家，就住在院中的乐星堂儿旁边。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谓：坊曲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像略同，但眉白眼赤，京师人相骂，人曰白眉赤眼儿，即相恨成仇。--因为当时把王八、戏子、吹鼓手归为下三烂之类，表面上尊其为神仙、祖师爷，实际上骂人家是下三烂，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的着眼点，是沈德符这段话里的京师二字。骂人的话具有地域性；超出了一定的地区或地点，就起不到骂人的效应了。白眉赤眼在北京是骂人的话，出了北京可就未必是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考察《金瓶梅》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
九、韶武、堂上、礼部官身
《金瓶梅》里，在西门庆与他那些狐朋狗友之间，经常开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第六十回，西门庆买卖越做越大，新的绸缎店开张了，在庆祝宴会上，在酒足饭饱之余，食客应伯爵吹牛说，他要做了堂上官如何如何。堂上官就是各衙门掌权的正职主官，而不是副职。于是，西门庆挖苦他说：你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个韶武！应伯爵嘴快，立刻反击：傻孩儿，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让与你就是了。结果，让西门庆等人打了他一个响瓜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明史·职官志三》：教坊司设左右韶武各一人，是从九品官，掌乐舞承应，以乐户充之。在当时，乐户属于贱民，操的是为人所不齿的卑贱职业。把平民百姓称为乐户，无异于不带脏字的骂人。西门庆说应伯爵是韶武，等于骂他是个大王八。应伯爵这时把堂上官让给西门庆去做，而教坊司的堂上官叫做奉鸾，正九品，也是一个乐户，所以，实际上是把西门庆比作了最大的王八。
到第七十二回，这种恶谑犹有发展。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应伯爵想借温师爷的秀才帽子戴戴。西门庆开他的玩笑，说别借给他，借惯了，往礼部当官身去，又来缠你。温秀才笑着说：连我扯下水去了。--原来，教坊司是归礼部管辖的，其成员自应经常到礼部去请示汇报，应承差事。因此说，这次他还是把应伯爵比成了大王八。王八戴的是秀才帽子，不等于说秀才也沾上王八的边儿了吗？故而温秀才乃有连他也被扯下水之虑。
第五十八回，妓女董娇儿与应伯爵斗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应伯爵埋怨妓女挣钱容易，不大一会儿就是四钱银子，能买一石七八斗米，够他们一家大小吃一个月了。董娇儿反唇相讥：哥儿，恁便宜饭儿，你也入了籍罢了。
所不同的是，在当时，董娇儿的这种玩笑，全国各地的民众普遍能够听懂，因为全国各地都有在籍的乐户。可是西门庆的恶谑就不同了，因为教坊司这种组织只有南北两京才有，不论是教坊司的官称也好，也不论是它与礼部的隶属关系也罢，全国各地的人对之是十分陌生的，只有当时那些长期生活在京城的、具有类似西门庆这种生活经验或间接经验的人，才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如此透彻，才能拐弯抹角地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骂人。我们现在对这种玩笑是不解其中味的了，至于当时的京外人，比如说清河人，听了这种玩笑，恐怕也和我们一样地不知所云吧？
十、国子上舍、廊吏与序班
西门庆死后，他的第三房妾孟玉楼改嫁了清河知县的公子李拱璧。这位衙内的身份，用媒婆的话说，叫做见为国子上舍。国子即国子监，是古代的全国最高学府，也叫太学。在那里就读的生员，根据其入学时水平的高低，分为上、内、外三舍。上舍，即它的高班学生。见为，意思是，他眼下在校：一未毕业，二没有请长假，三未被取消资格。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能够长期跟在老子身边，不务正业，鹰犬走马，打球蹴鞠，先是在清河娶妻，后是去严州闲住，最后又同妇人归枣强县家中攻书去了，却唯独不在京师国子监上课呢？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他那好友何不违。他的职务居然是廊吏！吏，是各级政府机关中的不入品的小官儿。狱有狱吏，税有税吏，遍布全国，无处不有，不足为奇。出奇的是他这个廊字。从字面上解释，廊吏当是司廊之吏。何者为廊？原来它与北京又有关系。《人海记》云：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居民有力者一人签为廊头。（北京四门，指的是皇城的大明、北安、东安、西安这四门。）廊吏，或者是北京城里宛平、大兴两县专门管理廊房事物的小官，或者是人们误将廊头当成了官吏，或者是人们故意如此附会，以迎合廊头们耀武扬威的心理。总之，它是北京城特有的一种职称。清河县里出来一个北京城里的国子监上舍犹有可说，也许是请了长假，也许是太学的管理制度就是这样，不必大惊小怪；然而，清河小县竟然出来一个北京城里特有的廊吏，可就不好解释了。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第二十四回和第四十一回先后出现的汪、朱两位序班。序班，是唯有南北两京才有的大衙门--鸿胪寺中特有的一种官职，从九品，北京五十，南京九，全国之和不足六十个名额；典侍班、齐班、纠仪及传赞（见《明史·职官志》），是朝廷里负责礼仪的小干部。京外州县是决不会有这种官职的。由于其名额实在太少，即使令其全部告老回乡，撒向全国一千一百四十四个县，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人；而清河一县就占了两名甚至更多（因为作者提到的是两名，不等于说此外就绝对不会再有了），请问，这种可能究竟有多大呢？在全国，能够见到这样多的序班的，大概只有南北两京；其中又以北京的能见度最高。
以上三种称谓均见于北京，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联系起来想想看，这究竟说明着什么，不是很明显了么？
十一、天牢、冷铺及其他
《金瓶梅》里的人物大多住在山东清河，从未到过京城；可他们在言谈话语中间，却每每爱以京城中特有的衙门里的事情打比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
孟玉楼是没有进过京的。当她一心要嫁给西门庆而有人说西门庆欠有外债时，她为西门庆辩护说：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太仆寺是朝廷里负责马政的机构。可是她，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怎么就知道京中有这样一个衙门，衙门里有这样一件事呢？
妓女郑爱月儿也是没有进过京的。当她揭发情人西门庆的心事时，说：爹，你兵马司倒了墙，贼走了。--元代时，除京城之外，山东的济南、东平、济宁等地确实有过兵马司这个机构；可是到了明朝，就只有京城才有了。东西南北中，共五个，叫做五城兵马司，负责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这些事，郑爱月儿是怎么知道的呢？
潘金莲也是个没进过京的。当她议论温秀才的老婆被丈夫关在房内，成年不见天日时，说：敢每日只在屋里坐天牢哩！--天牢者，设在京城，由朝廷直接掌管的牢狱也。即便她听说过天牢这个词儿，但因天牢并非她生活中有可能接触的所在，如果没有必要，她在日常谈话中，一般不应出现这个词汇。她通常有可能接触的监牢大概只是县牢和府牢，通称大牢。作为外县的一名普通妇女，日常谈话中使用大牢一词，似乎更为合理。
宋惠莲，清河县土生土长的一个下人媳妇，更是不可能进过京的；她的口里却吐出惜薪司挡住路儿，柴众这样的俏皮话来形容人多眼杂。她怎么会知道惜薪司这个单位是专门掌管皇家所用柴炭的内官衙门呢？
第二十三回，宋惠莲还用冷铺中舍冰这句俏皮话来揶揄西门庆，意思是：假意行善，真心害人；因为冷铺是叫花子过夜的地方，给冻得要死的叫花子赠送冰块，当然算不上什么善事。《小说词语汇释》说冷铺即邮亭，是驿卒往来递文书时驻足休息的地方，大都筑在郊外冷僻之处，所以叫冷铺。但是，根据小说本身第九十三回对冷铺的描写，它实际上并不筑在郊外，也并不冷僻；乃是一个有热炕，有伙夫，有总甲管理，有钱米发放给夜间打梆摇铃的要饭花子的所在。它显然处于城市之中。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代，在宛平、大兴两县分别管辖的北京城内，就各有一个著名的冷铺；一个在北城教忠坊（铁狮子胡同以北），一个在西城朝天宫西坊（官菜园附近）。它们的地理位置与书中冷铺的实际情况是大体相符的。另据《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弘治九年十二月丁丑，府军左卫指挥使朱亮直东安门，时有丐者死于门外之冷铺，而守铺军十名俱不在。可见北京城内冷铺的实情正与《金瓶梅》的描写相仿佛，且为数也不止于两个。
书中提到的牧马所和大兴卫，也都是明代京卫军之一部。前者的衙署在北京东城的明时坊，后者的衙署在北京北城的发祥坊。
所有这些都与北京密切相关，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十二、兵部洼、白塔、王府井
《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唱了一支小曲儿《山坡羊》，其中，提到了一个地名，叫兵部洼。这是直到今日仍然在北京保留着的一条大胡同（本文作者注：所谓今日，确切地说，是指2002年以前。近来北京的变化很大，2002年之后这条胡同能否保存，不才难以预料），它北与石碑胡同相衔接，曾经是与厂墙街（即北新华街）、宣武门里大街相平行的一条南北要道。在全国，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与之相同的地名了。它这个兵部，与明代的兵部无关。明、清两代的兵部，都在皇城以外的东南侧。唯有元代，曾几度把兵、刑、工三部合并叫做右三部，摆在大都城的西南方向。所以，它是元代兵部的遗迹。
同回，潘金莲还说了这样一句话：随你跳上白塔，我也没有。明代有白塔的地方不只北京一地，却以北京的白塔最著名。北京的白塔也非止一座，最为人知者，则是西城河槽西坊（今之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昔日乃是一道河槽）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的白塔。据《帝京景物略》，当时北京的风俗：旦至三日，男女于白塔寺绕塔。因此，北京人皆知此塔是不奇怪的；但是，作为山东清河人的潘金莲，放着近在咫尺的、赫赫有名的临清舍利塔不去说，却偏要说她不太可能知道的北京白塔，这就不能不令人奇怪了。
更为蹊跷的是，第四十九回，妓女董娇儿的一句俏皮话：王府门前磕了头，俺们不吃这井里水了！有人认为此处这个王府指的是山东的郓王府，其实是上了想当然的当。在这里，王府与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必要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据《明成祖实录》云：永乐十五年六月，于东安门下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另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代北京中城澄清坊，不但有十王府而且有甜水井这两个地名。关于王府门前的这口井，可参以《明宫史》中对天师庵草场的记载：有井，甘洌可用，不减十王府街之井也。由此可见，《金瓶梅》中的这口井，指的正是今日已是尽人皆知、闻名世界的北京闹市王府井。--原来如此，岂不有趣乎？
十三、外四家的门外头的人家
第二十一回，孟玉楼寿日（指生日的头一天）之夜，众妻妾将西门庆送入她房中过夜。她留众人再坐一会儿，这时，潘金莲说出了这样一段绕口令似的话：俺们是外四家儿的门儿的外头的人家，扭头就走了。
她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的注释是：外四家儿，指血缘关系疏远的亲眷。外家，就是外亲，母系亲属。--窃以为，这个注释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能够说明外四家到底是哪四家；而这句绕口令的关键恰恰是这个问题，因而是不能够回避的。
参照《金瓶梅》几乎处处离不开北京生活实情的这一特点，我们试着从北京城的角度来破解这个谜语，得出了以下两种答案：
一、从北京的城市布局来看，最中心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其四外是皇家专用的皇城，再外才是所谓京师五城里的中城。前边曾经提到过北京城有所谓的五城兵马司，这五城就是位于皇城四外的中、东、西、南、北五城。中城分布在皇城的四周，可以视为内四家。那么，分布于北京中城之外的北京东、西、南、北四城，不就是所谓的外四家了么？在嘉靖末年修建北京外城之前，外四家的门儿外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京师九门（即今日北京的正阳、宣武、崇文、阜成、朝阳、东直、西直、德胜、安定九门）之外。潘金莲自称是居住在九门之外的人家，乃是极言其距离皇帝、距离中心的遥远，是得不到皇帝恩泽的人物；一方面暗含妒意，另一方面也是对孟玉楼的一种揶揄与讽刺。
二、从明朝的京卫军军史的角度来看，朝廷总是挑选一部分精锐部队专门从事军事训练，而把其余的军队称为老家，多杂派工作，……与田夫无异。正德间，流寇起，边将江彬等请调边军入卫，于是，集九边突骑、家丁数万人于京师，名曰‘外四家’。（见《明史·兵志一》）为什么要叫外四家呢？据《明史·奸佞传》，江彬欲藉边兵自固，因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请互调操练，……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抵戏，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简直分不出谁是皇帝谁是江彬来了。皇帝给予外四家如此的恩宠，作为外四家儿的门儿的外头的那些所谓的老家们，心中的滋味是不难想象的。潘金莲的这句绕口令，也许正是那些老家们私下流传的牢骚话。
比较以上两种答案，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它不但提供了外四家这个专有名词，而且与《金瓶梅》的产生时间发生了内在的联系。这部小说创作于嘉靖年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其作者很可能在正德年间生活过，同时，他又比较熟悉军队的生活，因而，完全有可能拈来这句牢骚，用以表达潘金莲此时此刻的心迹。
十四、《金瓶梅》里的街巷名称
前几年，有人在河北某地盖了一座大观园。倘若后人不察，将之考证成《红楼梦》里那个大观园的原址，那将是荒唐可笑的。为了不使自己陷入这样的滑稽境地，在考察实际存在的地名，并且拿来与小说里的地名相比对时，我们注意到了以下两条原则：一个是超前原则，即是把实际地名出现的时间下限，规定在小说出世的时间之前。一般认为，《金瓶梅》创作于明朝的嘉靖末年。因此，嘉靖以后出现的新地名就没有考证的价值了。另一个是附加条件原则，即是在两相对照时，除了地名本身相同之外，还必须顾及方位、内容等等其他条件。否则，就会闹出把河北大观园当成贾府大观园的笑话，因为完全相同的地名在各地是很多的。比如，我们认为，《金瓶梅》第七回所说出的南门外，来到猪市街是符合北京城的情况的，因为它能够满足我们刚才所说的条件：一、在嘉靖末年之前，北京还没有修建外城，因此说，当时的正阳门之外就是北京的南门外了；二、如今著名的珠市口一带，确实是当时的猪市，而不是珠宝市。嘉靖末年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载得很清楚：在南城正东坊，有地名猪市口东；在南城正南坊，有地名猪市口，并有小注：西南往西，指的就是当时猪市的位置。请看，我们既把握住了时间超前的原则，也满足了附加条件的原则，因而，即使是极其挑剔的人恐怕也不能不说，我们的判断是不无道理的。
本着同样的原则，我们关注《金瓶梅》里的其他一些街巷名称：
第五十一回，潘金莲和李瓶儿要买汗巾，女婿陈经济说门外手帕巷有售。《金瓶梅》把城外一律说成门外，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惯说法。嘉靖年间北京有手帕胡同多处；位于城外的，则是崇文门外属于南城崇北坊的那条。今日犹存，在花市大街以南（2002年，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以南开始进行大面积危旧房改造，改造后是否仍旧保留这条手帕胡同，难以逆料）。
第九十回，家人来旺儿拐走西门庆的小老婆孙雪娥，去东门外细米巷投奔他的姨娘。嘉靖年间北京南城正东坊确有一条细米巷，又叫细米营，即民国年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崇文门外细米胡同。
第六十九回，媒婆子文嫂多时不见，因为她搬到大南首王家巷去了。大南首，当指城内的最南部。明代北京东城的东南部为明时坊，当时确有两个王家胡同，一曰王搭材胡同，一曰灯草王家胡同，今已无存。
第六十一回，作者为了活跃气氛，增加笑料，故意将几个带数目字的地名按顺序排列起来，交由江湖骗子赵捣鬼去自报家门，说他家住东门外，头条巷、二郎庙、三转桥、四眼井。北京城的东半部，明代确有他所说的这几个地名：崇文门外往东、朝阳门外往北，都有个头条胡同；崇文门外崇南坊也确有三转桥这个地方；只是二郎庙在东城黄华坊，四眼井在中城仁寿坊，不在城外。
以上这些，均见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至于书中一再出现的紫石街、狮子街等地名，因为都是从《水浒传》上承袭过来的，并非《金瓶梅》作者所自撰，对于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谜没有意义，所以不值得认真对待。
文章来源：棠山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