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英雄传奇体小说，在成功地塑造了一群侠肝义胆的男性英雄的同时，也塑造了三位英勇的女英雄的悲剧形象。通过对她们悲剧的剖析，并从文化层面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妇女观，也能进一步认识妇女形象极富时代特色的文化蕴含，以及当时社会群体的生活百态，更能看见女性在动荡社会中的挣扎与觉醒。
关键词：水浒传；女英雄；悲剧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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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的文学杰作，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书中塑造了众多男性英雄的光辉形象，也塑造了为数不多的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对这三位女英雄的刻画在《水浒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试解读《水浒传》中女英雄的悲剧，剖析悲剧的原因，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造成女英雄悲剧的诸多原因，进而研究当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变化，唤起女性内心的情感，指导现代女性积极实现自身价值，更加执著的追求美好生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一、《水浒传》中女英雄悲剧的具体体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根据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特点和命运，可以将三位女英雄的悲剧具体分为：孙二娘的爱情悲剧、顾大嫂的命运悲剧和扈三娘的婚姻悲剧。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一）孙二娘的爱情悲剧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读过《水浒传》后，可以发现孙二娘是三位女英雄当中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也是三位女英雄当中刻画得最为精细、着墨最多的人物形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首先，从她的出场便可看出作者对这一女英雄的极力渲染。“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1]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会打扮自己却又十分妖艳俗气的妇人。其次，作者似乎仍嫌描写得不够细腻，又有一段文字加以刻画：“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2]看到这里，我们发现作者仿佛是在着力表现这一女性的恐怖凶相和雄性气质，而有意抹杀一个女性应有的娇柔与妩媚，孙二娘的形象与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审美趣味相距甚远。再次，孙二娘开的是黑店，专卖人肉包子。有那“入眼的”过往客商便用蒙汗药麻翻了，“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读到这里，读者对孙二娘就完全没有那种对女性的好感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水浒传》中对英雄的爱情写的很少，对女英雄的爱情生活描写更是少之又少。孙二娘与菜园子张青的夫妻生活是否滋润和谐，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通过以上的描写得知，以孙二娘的武艺、性格是不会有多少柔情蜜意给予张青的。或者说，孙二娘的这种秉性只有遇到真正能降服自己的好汉时，她的女性的本能的温柔体贴才会显露出来，就比如打虎英雄武松。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60327.html
且看武松是如何戏耍孙二娘的。武松取了一个馒头拍开了，首先便问“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这是武松挑衅的开始。紧接着，武松更是直裸：“我见这馒头馅内有几根毛，一象人小便处的毛一般，以此疑忌。”可见武松此时也显露出了流氓般的丑态，说话带有非常浓厚的情色意味。武松戏问孙二娘“你家丈夫怎地不见”，孙二娘回答“我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时，武松居然赤裸裸地调戏孙二娘：“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如果说以上还只是口头挑逗的话，接下来当武松抱住孙二娘，“把两只手一拘，拘将拢来，当胸前搂住。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一挟，压在妇人身上。”此时武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流氓了。后来武松与张青夫妇冰释前嫌，武松居然辩解道：“我是斩头沥血的人，何肯戏弄良人？我见阿嫂瞧得我包裹紧，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说些风话，漏你下手。”后来有意思的变化是，孙二娘对武松的轻薄行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其变得异常的关心。待到后来，武松醉打蒋门神，怒杀张都监，可谓是惊天动地，孙二娘是经常的打听武松的消息：“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又是醉了赢他，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有在快活林作买卖的客商，只说到这里，却不知向后的事。”钦佩之情已溢于言表。后来武松夜走蜈蚣岭时又撞在了孙二娘手下四个喽罗手中，孙二娘张青二人说了一番话：“我们因有挂心，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他这四个如何省的，那里知我心里事。”心里事？你说她有何心里事？因何挂心？这分明就是孙二娘对武松的思念之情。令人叫绝的是，一个大大咧咧、嗜杀如命的母夜叉在武松面前却显得细致体贴起来，倒有点“女人味”了。
武松杀了张都监一门之后无处藏身，张青介绍武松去二龙山落草。孙二娘周密地安排了一个计划：把武松彻底装扮成一个行者摸样，既遮了额上的金印，又有了度牒做“身份证”。武松临走前，“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如此这般情意绵绵、体贴入微，真如情人一样难分难舍。也多亏了孙二娘的机警和周密安排，武松才得以顺利的到达二龙山入了伙。可见，孙二娘在见到武松之后，显露出了女人本性的柔情，并且将这种柔情转化成一种对武松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体贴，也正是武松的出现使得孙二娘主动回归到了女性本位。虽然这不是公然表露出来的爱情，但是，种种迹象都足以证明孙二娘是有爱情的萌发的。
从结局来看，孙二娘对武松的爱并没有更深的延续，而是默默地掩藏了起来，进而转化为对武松的更多的关心和呵护，让别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未有半点越礼之处，仿佛只是“兄弟”之间的一种肝胆相照的义气而已。孙二娘把对武松的爱巧妙的转化为“发乎情，止乎礼”的兄弟情义。在封建礼教中，注重礼而否定情，特别在儿女之情上，主张以礼节情，反对越礼忘情。孙二娘天不怕地不怕，大大咧咧，有冲破礼教的意识，可是当自己陷入情爱之时也难免纠结，揣度不定。最后在情与义中，选择了义掩藏了情，不自觉地在义和礼的约束下，规范了自己的行为，顺从了礼教，对从自己内心萌发出来的爱进行了压制。她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母夜叉也会在情与义的抉择中变得唯诺和退缩，可见，在当时，女性还是有太多的束缚，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情感。孙二娘被压抑的爱情让人觉得惋惜和感叹。
（二）顾大嫂的命运悲剧
《水浒传》大体是以男性为塑造主体的。人物刻画、情节构想、叙述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描写的劫富济贫、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快意恩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男性化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生活环境中出现一位女性——顾大嫂，本应该是冰清玉洁，出淤泥而不染的。但是从文中对顾大嫂的描写看出，顾大嫂不但不是出淤泥不染，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兼有男性的威猛和女性的躯体的组合，是从男性眼中走出来的一头“下山虎”，吼一声，山地动，闻之丧胆，望之生畏！且看顾大嫂的生相：“眉眼粗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3]“生来不会拈针线”，这正是顾大嫂自觉远离女性生活的写照。“我那姐姐有二三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借解珍之口，我们从侧面了解到顾大嫂的武艺本领着实不凡，可见顾大嫂的威猛非比寻常。虽说顾大嫂是解珍、解宝的姑母的女儿，可实际上他们平日里并无多少来往，听说解珍、解宝因罪入狱，顾大嫂便不惜舍命相救。顾大嫂这一举动仗义倒是仗义，但我总觉得顾大嫂的行为有点丧失理智，处理不当。
从顾大嫂营救解氏兄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大嫂的性格很是鲁莽，缺失理性。当乐和向顾大嫂介绍完解珍、解宝下狱的情形，顾大嫂便迫不及待地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当孙新表达了劫牢的想法后，顾大嫂便道：“我和你今夜便去。”急躁之态已跃然纸上。连孙新都笑道“你好粗鲁！”孙新认为要想劫狱成功必得孙立和邹渊、邹润叔侄二人帮忙方能达成目的。顾大嫂听了便催孙新“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当大伙劝说孙立一起行事时，孙立尚自犹豫不决，顾大嫂便急躁说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们今日先和伯伯拼个你死我活！”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当邹渊与顾大嫂等众人商议劫牢后的去处时，文中这样写：“遮莫什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邹渊道：“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如何？”顾大嫂道：“最好。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4]可笑的是顾大嫂的这种没头没脑的冲动与李逵的鲁莽几乎完全一致，李逵在宋江提出上梁山的想法后也说了一番话，跟顾大嫂的话惊人的相似：（宋江）说言未绝，李逵跳将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一个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作两截便罢。”[5]
由此可见，顾大嫂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取向与李逵是极为相似的。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杀人杀得最痛快的两个人就是李逵和顾大嫂。李逵杀的是扈家一门老小，顾大嫂杀的则是祝家满门妇人：“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大伙劝说孙立一起行事时，孙立尚自犹豫不决，顾大嫂便急躁说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们今日先和伯伯拼个你死我活！”焦躁之态以跃然纸上。如果说顾大嫂不惜自己性命为救表兄弟解珍、解宝出狱是仗义行为的话，那么粗率地欲杀自己丈夫的兄弟难道就是英雄所为吗？如果说男性的嗜杀行为在读者心里激起的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的话，那么嗜杀的女性在读者心里估计就不是满足而是恐怖！
顾大嫂叛逆的性格和无理性的嗜杀，显然是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也是对自身命运的不满，进而变现出焦躁和鲁莽。在解救解氏兄弟的过程中，她表现的非常浮躁和鲁莽，是急于救出解氏兄弟，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仗义豪情，更是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在商量计策的时候，根本没有理智思考，周密计划，而是说劫狱就劫狱，说上梁山就上梁山，容不得别人的半点犹豫，甚至向亲人拔刀相向，鲁莽之极！上得梁山后，座次排名是在百名之后，这与前面我们认识到的顾大嫂的能力十分不符。论武功，以顾大嫂的身手，完全在众多好汉里站得住脚，不至于排名末梢。可见，梁山的座次并不是按武功高低能力大小排列。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李逵砍人确实是兴趣，而顾大嫂的嗜杀则是在证明自己能力与存在价值，她迫切需要一种社会认同感，是有功利性的。可见，一个女人身处于男性主导的社会里，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或者说，女性想要在男权社会里获得独立社会地位是很难的。为了成就自己价值获得社会的认同，女性不得不变得和男人一样，学习男性的英勇，就变得嗜杀。为了争取更多的机会，就显得失去理智，变得焦躁。归根到底，顾大嫂悲剧的命运其实还是因为她在男权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为了获得与男性相等的权益和地位，就显得鲁莽而嗜杀，不得不将自己男性化。
（三）扈三娘的婚姻悲剧
在仅有的三位女英雄中，一丈青扈三娘是最漂亮的，文武双全，座次也是三人中最高的，但《水浒传》在写扈三娘出场时并没有将其描写成一位娇媚贤惠的女子，而是将.其描写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雾鬓云鬟娇女将，风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作者似乎无意渲染一丈青的美貌，看重的倒是她的武艺。在扈三娘正式出场以前，鬼脸儿杜兴向宋江介绍一丈青扈三娘的时候就称赞其“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６]叮嘱宋江若打祝家庄时“不须提备东边，只要紧防西路”，因为扈三娘就住在西村扈家庄。宋江在两打祝家庄时就差点儿栽在了扈三娘的手上。
《水浒传》给扈三娘的笔墨最多，出场次数最多，功劳最大，武艺也最高强，但她却是一个刻画得非常不成功的人物。想当初扈三娘与祝彪定亲是何等般配，活捉王矮虎，大战欧鹏、马麟，活捉郝思文，又是何等英武。扈三娘死活也想不到自己以后托付终身的竟是王矮虎那样一个龌龊不堪的男人，而且还是自己的手下败将。只可惜她被林冲活捉之后，唯有听命于人，任人摆布，见不得半点个性了。
扈三娘的悲剧正是体现在她那悲剧的婚姻上。在林冲活捉了扈三娘之后，宋江急命送上梁山泊去交于宋太公收管，并做了宋太公的干女儿。做了宋太公的干女儿也就自然成了宋江的干妹妹，在别人看来，这是何等荣耀，光环万丈，令多少梁山好汉羡慕不已的事。待到谜底揭晓：原来宋江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一桩亲事给王矮虎，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天终于可以完成此愿，将扈三娘许于王英。王英自然是非常高兴，但又担心扈三娘不愿意，于是宋江“亲自与他陪话”：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７]结果是：“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想当初扈三娘与祝彪门当户对，扈祝两家共进退同荣辱，如今未婚夫身死敌手，扈家老小除哥哥扈成逃脱外，其余皆遭毒手。而扈三娘此时竟漠视杀父之仇，甚至都不做争辩，一应顺从。文中的扈三娘是沉默无言的。梁山众好汉的态度也很暧昧，尽是全无良心地欢喜：晁盖等人皆喜，都称贺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8]是一个生龙活虎的扈三娘从此便“死”了。
我们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那么扈三娘的缺乏选择自由的婚姻同样是不道德的婚姻。武艺好生了得的扈三娘竟被《水浒传》刻画成一个有仇不报，甚至连婚姻都无法自主的可怜虫，哪还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宋江为了成就自己的义气，把她当成了牺牲品，可以被他人随意交换的商品或者转运的货物，而她还没有半点怨言，如同哑了一样，好似一个美丽的标本毫无生气，真是让人痛心。
二、《水浒传》中女英雄悲剧的成因
任何一部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作者内在创作心理的有机结合。《水浒传》中女性悲剧的形成有诸多因素，现从社会背景、文化思潮和作者的妇女观三个方面浅析其成因。
（一）社会背景
《水浒传》成书的元明之际，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穷苦的劳动人民对暴政和贪官污吏十分怨恨，这种社会环境使得草莽英雄得以诞生，劳动人民反抗意识的觉醒推动了反抗运动的壮大，在这样一个反抗社会不公的潮流里也不乏女性的身影。她们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也是为了实现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积极加入了草莽行列，远离了女性的娇弱柔情。
但是，水泊梁山是英雄们聚会的地方，这里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生存空间，他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义薄云天、快意恩仇，完全不是女性该存在的地方，而且就算是有女性的存在，也该是和这里格格不入的。可是，孙二娘和顾大嫂的出现，并没有显得不入流，而且是如鱼得水般的畅快。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看见，孙二娘和顾大嫂几乎丧失了女性的可爱与柔情，不是母夜叉就是母老虎，这简直是对女性精神的侮辱，难道她们只有近似男儿方显英雄本色？那还不如直接描写男子来的痛快！女性之所以称之为女性，是因为女性拥有独特的女性气质，但是在这里，女性和男性有什么区别？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待和需要的女英雄吗？所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这是她们性别的悲剧。
（二）文化思潮
在宋代“以文官治国，武者之流，屈居次等的从属地位，侠客亦只能出之以民间解怨、私人拼斗的形态。[9]同时，为了加强这阶层彼此的联系，他们以一个代表朋辈友谊的‘义’字作为行走江湖的信条。”“义”成了一种“政治腐败时期的法外认同”。这“义”字也是梁山好汉们精神上联系的纽带。梁山好汉高唱“四海之内皆兄弟”，[10]多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的思想观念。只要谈话投机便结为兄弟，在这里，兄弟之义是好汉们的最高要义。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也正是凭借这种义才把分散在各地的好汉聚集到梁山水泊。而且，这“义”字对于传统伦常关系中的其他四种伦常关系：社会上的君臣关系，家族中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家庭中的夫妻关系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正是这深入人心的“义”，民间都很崇拜义气英雄，江湖好汉，民间男女都积极讲义气，重义气。正是这种“义”使得孙二娘对武松的爱情也被压制，义字当头，情爱靠后；顾大嫂鲁莽的去营救表弟，并不是血缘亲情起主要作用，而是“义”指导的结果；扈三娘为了成全别人的“义”而牺牲自己的婚姻，多么让人惋惜。从她们三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她们是在牺牲自己而维护“义”。可见，在她们心中，“义”远高于自身利益甚至夫妻之情。
（三）作者的妇女观
作者深受史传小说的影响，借宋事抒己情，渴望在现实中也有梁山好汉般的英雄雄起云涌，推翻异族政府，杀尽贪官酷吏，平息社会不公。而且深处于封建社会之中的作者，长期受封建文化浸染和程朱理学观念的影响，男尊女卑、“父为纲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早已沉淀为一种无意识，所以作者笔下所赞许的女子皆威猛雄化，无半点女子柔性，使得小说中的女英雄们丧失了女性应有的权益，地位低下，不被重视，无婚姻自主权。笔下的孙二娘和顾大嫂都被抹杀了女性气质，成为男性化的女人；而扈三娘也被迫嫁给了王英，成为婚姻的牺牲品。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绘了梁山好汉的男性世界和市井女子的女性世界，女性只是其英雄的陪衬和羔羊。正如西蒙·波娃所说：“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人的宇宙相对照，但我必须再次强调，妇女从未构成一个和外界隔绝的独立社会，她们是团体的一部分，被男性统治着，处于从属的地位。”[11]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施耐庵看来，女性要避免被男性仇恨的局面，只有走另一条路，即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变成“母老虎”，抛弃女性特征，向男性靠拢，使自己男性化。只有这样，男女性对抗也许会消失，然女性的女性化特征也荡然无存，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更大的悲衰。
三、结语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女性总是被现实社会奴役和束缚着，偶尔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出现，在各类文体中大放光彩。《水浒传》中的女英雄，虽然也是风光的英雄，铲奸除恶，杀富济贫，令人赞赏和钦佩，但是，仔细品味，我们还是会发现，她们依旧无法挣脱现实的牢笼，在这样的名著中，还是充当着陪衬和附庸，映射在她们身上的社会悲剧始终无法改变。她们的悲剧命运生动的揭示了当时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妇女的命运被降到最低层，皇权、神权、族权、夫权等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不给她们喘息的机会，她们只有奋力地挣扎，大声的疾呼，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地位。
悲剧是最能体现社会弊病的，这些悲剧都是当时女性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它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社会和生活，对指导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情感转化为一种更加深沉的力量，树立坚强的信念，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执著追求美好生活，具有深远的思想文化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