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十几年了,他很坦诚地告诉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的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没有对此问题细说下去,但讲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这个词。
外国文学关于原型批评,是从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寻求文化的薄层下,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恒久模式以及社会和自然的某些规律。所谓“原型”,是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话研究中被称为“母题”;在人类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原始思维”。该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这些定了型的母题或原始思维之中。显然,刘心武先生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一种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问题,先弄明白他到底对“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开关于“原型”的对话。
刘心武关于“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写小说,虽然我是一个远不能跟这些大师相比的写小说的人,但是我写小说,我也读小说。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①
这段话既是刘心武先生的创作体会,也是对“原型”的认识。这段话涉及到了几个理论要点:
其一,“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举了《红楼梦》一些人物,如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静王的原型是允禧与永瑢、贾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贾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们知道:“自叙性、自传性”小说都有传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贾代善只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讲到贾府五代人的谱系时才提到的,从来也没有出现。曹寅是历史人物,当他们被看成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时,是指“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性质,实有其人,还是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红楼梦》的“自叙性、自传性”与“生活原型”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应当是对话的前提。先弄明白我们讨论的范畴。过去有的批评者往往操小说典型的理论,去批评“自传性”的说法,各说各的理,批评者针对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被批评者根本不买帐。
其二,“原型”与“虚构”、“想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刘心武先生将“生活原型”分为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后,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举过一个“曲柄七凤黄金伞”的例子,是一个原型细节。用来说明康熙和雍正朝的仪仗使用的伞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从这种真实的原型细节,证明《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后是写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从这来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中的形态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与“虚构”、“想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原型细节不存在着“虚构”、“想象”,是真实可考的。因而,区分“生活原型”的类别,是研究它们在小说中的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认识文学作品艺术真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要“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写生命,写个性是文学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不经意中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理性课题:原型材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而赋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础”是什么?
刘心武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并不像我们作深入的思考,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但正是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触及到了学术界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都沿着一条传统的思维模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就很难进入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从学术思维、学术方法上深入探寻尚待开垦的理论荒原。灯不拨不明,理不辨不清。对话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辨识那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让红学健康地发展。“刘心武现象”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顾百年红学的风云,虽不能尽收眼底,但有两次方法论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争。胡适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了甲戌本《红楼梦》,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谜”。因此,刘梦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②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大讨论。尽管它的学术层面被政治运动的烟尘遮盖了,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伤痛和遗憾,但对整个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震撼之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学术发展史所证实,每一次学术的大发展都是先从方法论上打开缺口。为此,我们就“原型”这一研究方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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