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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做出版的朋友，她做了好几本关于红学的书，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当然就像胡文彬说的那样，名家写书太多，就难免有些自我抄袭，也有些胡说八道了。不过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不管书里面写的东西怎么样，反正书是卖出去了，而且卖得非常好。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可说，卖得更好的垃圾书遍地都是，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是名家就对人家特别地高标准严要求，名家完全有炮制各种能够带来“经济”读本的自由，他乐意拿自己的名声去换钱也跟旁人无关——可是后来有人批评这位名家了，我那位朋友居然说批评者是因为看人家的书卖得好而眼红，这恐怕就有点诛心之论的感觉了。您胡说八道我们都忍了，这么点正常的学术批评您都接受不了吗？
现在又出了个刘心武，他的书卖得比前面那个红学名家还要好，而且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过“红学”，他现在的影响力大概也比很多红学家来得大。如果照我那位出版界朋友的思路，现在要是有人（特别是红学家）批评刘心武的话，大概又得是出于妒忌了。这样的帽子果然有些吓人，难怪虽然有很多人对刘心武的观点窃窃私语，却很少有人站出来明确表态，直到胡文彬发言。
胡文彬是老红学家了，他的名声虽然比不得更老的俞平伯或者更流行的周汝昌、冯其庸，甚至在一般读者那里，“野狐禅”的刘心武也比他的名气要大一点，但不可否认胡文彬是个相当严谨的学者，他对刘心武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学术层面。但现在又有人说话了，“胡文彬指责刘心武上电视台，是学霸行为，违反了话语权的基本准则”（大意如此）。把个芝麻大的红学争端上升到如此高度，其实有点无聊了。
胡文彬大抵是老派学者，看重的是电视、书本等媒体的宣传教化作用，深怕（他心目中的）错误观点流毒。他批评刘心武的错误观点不应该上电视当然有些可笑，不过跟这样的老派人士谈论新思想，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胡文彬真正关注的还是刘心武对秦可卿的阐释，论者大可不必抓住其他地方做文章。
对胡文彬的批评其实不是孤例，关于“红学”的讨论常常发生在学术之外。仔细考究，大概还是“红学”本身的热度在作怪。其实以“红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地位，顶多是书斋里面几个书蠹的学问，如今却隐然有显学的架势，不但青年才俊（比如陈林）或者“业余大家”（像刘心武）乐意投身其中，读者更是毫无立场地追捧。如此风光，《红楼梦》的作者大概也要感慨不已的。但说到底，既然是书斋里面的冷门学问，“红学”吸引那么多业余或者不那么业余的研究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全民着迷哥德巴赫猜想，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样。
其实回顾历史，“红学”在民国时代的争论虽多，那时候却算不得显学。“红学”真正“红”起来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红学”能够成为一种热门的学问，主要还是《红楼梦》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好。如果这本书比方改个名字叫《黄楼梦》的话，哪怕书的内容还一样，恐怕也是闹腾不出一个“黄学”来的。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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