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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出了几本关于《红楼梦》的书，一直在市场上热销。惹得几大红学家眼红，纷纷出来讨伐。我没有看刘心武的书，本来不该发言。但是，看这几位红学家的讨伐辞，实在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话最有代表性：“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他接着又表示，你刘心武关在家里怎么喜欢《红楼梦》都没有关系，但不要把自己那套搬到中央电视台上来，因为那不是学术。
红学的准入资格
胡先生在这里搞乱了两件事：一是学术的准入资格，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准入资格。学术事实上确实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衡量学术的标准，不是像胡先生说的那样要算工作小时。“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怎么就不可能是学术呢？俗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一个人特别有文学的感觉，一下子抓住这本小说的神采，发表一番评论，成为解释这部作品的经典，怎么就不可以是学术？而一个木头木脑、心如死灰的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又要为自己找碗饭吃，于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他生产出来的垃圾，难道就是学术吗？
我说这样的话，并非凭空假设。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毕业，本科论文就是作古典文学。当时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古典文学这行里的一些通行的作为。比如，一位研究诗歌的知名学者，自己公开说：“我并不知道哪首唐诗好。我都是先去问何其芳同志。”只要“何其芳同志”说这首是好诗，他就拿回去，思想性呀、艺术性呀头头是道地下笔成文。如此也成了一个权威。这样毕生的奉献，在胡先生看来，大概就是学术。可在别人眼里，则是垃圾。
红学界的人，大概多半是写不出小说的人吧？假设《红楼梦》是个无名的作品，藏在某家的墙里面，最近在拆迁中刚刚被发现。把这本没有来历的书摆在我们的红学家面前，有几个能认出这是部不朽之作呢？我看很悬。因为他们干这行，大概是听了许多“何其芳同志”的话，并非出于自己的文学判断。想想看，有些人居然能把一辈子献给一部小说。这在胡先生看来是做学术的资格；可在我看来，一辈子抱着一本书的人，大概是天下最枯燥无味的人之一。他能懂什么生活呢？
要听他谈文学，不扭曲、变味儿才怪。
不过是一本小说
我上面说的那位要靠“何其芳同志”来确定诗的好坏的古典文学专家虽然好笑，但是比起现在的许多红学家来要可爱得多。人家至少坦白、谦虚，知道自己不懂，也知道谁懂、应该问谁。红学界究竟有几个真懂文学？胡先生如果受过现代文学批评训练的话，就应该知道，文学作品是开放的，作品最终是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完成。在解释权这个问题上，所有读者都是平等的。批评家不仅要解读作品，还要好好领悟读者对作品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释真是那样荒诞不经，又在社会上如此大红大紫，这现象本身就构成了文学解释学上的一个案例，值得学术界的人研究。而胡先生的所谓“好好引导”，正是许多现代批评家试图解构的东西。这样的话在现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讲出来，简直就像是在说相声，有着无知所带来的特别的滑稽效果。你能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懂文学吗？相反，刘心武毕竟是个作家，也就是不懂文学的红学家们应该靠的“何其芳同志”。如今这位“何其芳同志”没有来取消这些红学家研究红学的资格，怎么这些红学家们反而要取消人家说话的资格呢？《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挺好的小说，为此弄出个“学”来，一大帮人靠此吃饭，又是学会又是研究所的，消耗了社会这么多资源，写不出来几篇有价值的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在家里“猜谜”的人能触动人心。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反省一下呢？
要学术还是要作秀
胡先生更糊涂的是，中央电视台是大众传媒，不是学术的舞台。你真搞学术，最好不要上大众媒体，要在自己的学刊中讲话。我没有看刘的书。如果真如胡先生讲的，红学家们搞的是学术，刘心武的东西不是，那么刘心武上中央电视台、红学家在研究所开会、在专业杂志发表文章，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作家上电视讲小说，是现代社会和媒体中最常见的事情，这么多红学家居然为此咽不下气，群起而攻之，这不正说明这些学术界人士不甘本业、一心想到媒体上作秀吗？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这种浮躁之气不除，我们还能指望有优异的学术吗？
来源：《新京报》（200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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