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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赵 建 忠
作家中评论《红楼梦》的很多，张爱玲、王蒙、李国文等，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红学着述，往往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也就能给人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时还是红学家们说不出来的，尤其是鲁迅对贾宝玉的评论，一句“爱博而心劳”，至今没人比这概括的更精辟。个中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诠释的。近十年来，以《班主任》一炮打响的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也转向了《红楼梦》研究，起先，我也没太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兴趣所至去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刘心武却认为他写的那些系列《红楼梦》小说为“学术小说”而非泛泛“戏笔”，是他多年来红学探佚研究成果的结晶或载体，他并且宣称开创了“红学”中又一新学派——“秦学”。最近，他又应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了系列红楼节目，还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作为书名，以书面结集形式由东方出版社公开发行。从2005年8月至今，该书销行以来，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现了盗版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创了红学着述的记录了！
刘心武真的解开曹雪芹“之谜”并“揭秘”了《红楼梦》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当然有理由奉献对他的敬意，因为他完成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者们前赴后继都未竟的事业，百年寻梦，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欢欣鼓舞？然而遗憾的是，我在通读了刘心武的一系列“学术小说”和红学论着之后，得出的感觉却是：他不仅在具体的情节描写方面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背离了《红楼梦》原着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很多具体结论更是荒诞不稽，于史无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由于刘心武本人作为着名作家的轰动效应，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的煽情渲染，更有新闻媒体、报刊的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以及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耸听的所谓“揭秘”已经和正在愚弄、误导着千千万万个读者和听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几代红学家们筚路蓝缕开创“红学”的艰辛成果以及为这门“显学”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为笑谈。红学界的师友们常常感慨：两百年来辛苦积累的红学着述在民间的影响和普及，还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见传播载体和舆论导向是多么重要！
刘心武是如何“揭秘”《红楼梦》的呢？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但通观他的红学着述，给人最深印象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一套路数。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特别强调“原型研究是一种世界很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并且在钻牛角尖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比旧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这种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心武的所谓“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同的而是他主观臆测的“原型”，何况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时“原型”也未必是一个。试问：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废太子后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么过硬的史料支撑？其实，只要查阅爱新觉罗宗谱、皇室玉牒以及清代养生堂的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并不难弄清楚。因为涉及到皇室血统，从怀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会有专门记载；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里宾客辐辏、门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着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小说中寻索“真事”。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胡适发表了着名的《红楼梦考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导引着红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竟变成了在文学着作外去探讨所谓“历史真相”。遗憾的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这说明真正思想者的声音总是孤独、不合时宜的，所谓庸众的沉沦与哲人的悲哀！同时也由于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相对于丰富创作实践的明显滞后，从而形成了一种看小说、研究小说总要“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势，这也不是刘心武一个人的问题，从蔡元培、胡适开始，这种研究路数已经形成，但蔡、胡的论点多少还有点史料文献的支撑，对红学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刘心武纯系臆断玄思，把蔡、胡的错误又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做学术文化的促退派，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红楼梦》的伟大，在于鲁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还把它列为“世情小说”而非“讲史”之类，尽管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写，如以“元妃省亲”为显例的有关事件，但这些都是围绕着荣宁两府盛衰和大观园少女悲剧展开的背景而非基调描写，可是在刘心武的笔下，不仅皇家秘史成了《红楼梦》中的主干，而且还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说程高本后四十回关于元妃的处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即使单就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之死”这篇“补佚类”学术小说而论，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戏说”而绝非《红楼梦》原着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试问：借太医张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状，所谓“乃荣宁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还“秉其父意，钻营进宫，狐媚惑主，乱宫闱，干朝政，一意胡为”，这样的一位红颜祸水形象，怎么能与前八十回读者已经见到的那位温情端淑的元春联系起来？笔者愚笨，在脂批和原着中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伏线”；很多细节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如刘心武最后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铁网山”荒庙“智通寺”中，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扬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辕北辙？这也罢了，最明显问题是，铁网山“劫驾”一幕简直如同儿戏，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刘心武为我们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变”的《红楼梦》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御驾就那么容易被山贼围困？元妃还能私藏“蜡油冻佛手”与皇帝调情做爱，被皇帝惊叹为“你竟袖有暗器！”刘心武既然写过《帐殿夜警》那样的历史小说，就应该懂得皇帝行宫的壁垒森严以及与此相关的清史常识，怎能如此离谱靠大胆想像去安排情节？尽管胡适也提倡过“大胆的假设”，但同时，胡适也还要求人们去“小心求证”，而刘心武恰恰忽视的正是这一点。有了一点什么“新”看法就全盘端出，甚至有些连红学界都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祖籍何处、生卒何年、生父系谁、脂砚系谁等等，并存有多种说法，但他总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弃取，当成最后结论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现有材料下被红学界公认的“难解之谜”或“死结”，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报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从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烧的“曹雪芹”手书对联“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居然也被刘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么“云”影射“史湘云”，“月”指“麝月”，“三十”与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关等等，仅凭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证性的红学文章，这种治学态度能说严谨么？更不要说文物真赝尚待鉴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拿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再推出一个新的结论，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证性的学术文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可以向壁虚构，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占有相关的文献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刘心武特殊的经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式训练，他写小说或许还可以，但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写考证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长项。我很同意友人邹自振教授在其红学专着《红楼梦发凡》中把刘心武列入“另类红学家”之册，认为他的“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只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创作素材的一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为了证明“吾道不孤”，刘心武还拉出周汝昌先生为大旗，作为自己观点的呼应。周先生是红学史上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后学的奖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这并不能说明先生支持过的后学晚进的红学观点就没有问题。刘心武如果从周先生那里取得“真经”，我倒觉得周先生给他提的一个建议相当不错： “希望你写一部小说——从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不是为了‘清代史’，也不是简单化的‘图解’《红楼梦》，是为了解说人性、人生的大悲剧，即雪芹提出的‘两赋’的先天灵气和历史条件加之于他的后天环境、遭遇、命运”，我深信一个曾经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过深层思考的优秀小说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这个嘱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华和宝贵的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种主观臆测的“红学研究”方面。
当然，刘心武与那些常有“惊人发现”的非专业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周先生的助臂，单凭他自身的社会影响也不难发表其“红学观”，但他却总委屈地觉得“红学权威”们压制他，他在创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论，即使单就红学而言，一般的专业学者、教授甚至他所认为的那些红学权威，也并不是都有条件像他那样可以到现代文学馆讲红学，到中央电视台录制几十次的红学节目，还能把他的“红学观”弘扬到海外，并且在短短时间内出版了那么多的红学着作，谁又能压制了他呢！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还称他的红学是“平民红学”，并奢谈学术空间“公众共享”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提法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红学确实不应该被少数“权威”垄断而应“公众共享”，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警察出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百家争鸣是必要的，红学环境也应该宽松，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那些所谓“新说”就不允许反批评。毕竟红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积累，该发现的史料虽不能说一网打尽但也所剩不多，红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在没有新材料或新视角的常态状况下，是不大可能一会儿就有一个“新发现”的，所以，谁提出了“新”观点，就都必然会受到现有材料的检验，凭空逞臆妄谈是不可能持久的。红学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种有扎实的文献做基础并能在理论上摧陷廓清式的里程碑着作。当此学术规范在拥挤的红学世界迷失之际，严肃的研究者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出正面的声音，“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学术境界。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红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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