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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贵，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龙》有“知音篇”，劈头就发为感慨：“知音其难哉？”学问文章亦复如是，见知于当代，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后世相知或有缘。”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着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知音”，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历史也无法预设。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对他人和前人的着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甚至还需要“有缘”。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可谓深明此中三昧，他先就对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当怀疑的态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有多少读者、研究者，曾殚精竭智地想解开《红楼梦》的谜底，颇不乏痴心不改或谬托知己的“解味人”。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在一个“痴”字，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西江月》，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再合适不过。上句称“寻愁觅恨”，当指女性读者；下句以“似傻如狂”相形容，自然是读者中的男性。“痴人说梦”这句成语，本来寓负面意涵，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状态，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
因此我的研究《红楼梦》，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水准，不知相差有几里许。主要是我用“情”不够专一，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不时为另外领域的其它学问所吸引，研究一段红学以后，就不想再研究了，老想告而别之。可是你看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先生，研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然着书不辍，文章铺满南北报刊，电视讲论，神采飞扬。而且创辟胜解，愈出愈新，他新近两本研红着作的书名，一叫《红楼十二层》，一叫《红楼夺目红》。冯先生也已八十有二，仍研红不倦，不断有新书出版，不久前竟托人送来三大厚册《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装帧精美，气象万千，光是书前的序言就写了三万多字。卷首题诗，第一首起句：“老去批红只是痴。”第二首结句：“老去方知梦阮颠。”扉页图章，赫然四个篆书大字，正是“痴人说梦”。研红研到以“痴”对“颠”，晚生后学就不容易望其项背了。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青了。
周、冯两先生毕竟是科班出身，专业如此，成就骄人，精神可敬，但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惊奇。值得惊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门的佳公子，部级干部，政务在身，却也为曹雪芹和《红楼梦》而神魂颠倒。他承继已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的衣钵，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后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活动，特别是晚年着书西郊的踪迹。中华书局前些时出版他一本新书，题目是《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最近他又发现了考证《废艺斋集稿》的新材料，证明《集稿》中的残文《瓶湖懋斋记盛》，对明代画家商祚所绘《秋葵图》的记述，渊源有自。我听了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报告，也看了他在现代文学馆的电视演讲，甄别史料和考镜源流如数家珍，全身洋溢着学问的快乐。若非沉醉为学，痴心研红，断不是如今这个样子。此系何人？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
因为有了周、冯、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动，当下的红学由不得让人刮目相看。虽然不一定恢复往日的繁华，上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庶几后继有人了。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冯其庸两先生孜孜不倦的学问精神，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孔子说：“人能弘道。”其实，道亦弘人。也许是基于出版家“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新一版。全书内容不变，只将原增订版后记加上“百年红学说索隐”的标题，作为本书的第十章。删去了初版跋语，原题序经润改移作后记。为减少舛误，特请《南方周末》的蔡军剑先生代为校阅。蔡君喜吾书，读《学术思想与人物》和《庄子》曾为之纠谬，故相识。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它学问领域，红学已成为我的旧相知。只不过藕断丝连，仍挥之不去。《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枉凝眉》写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可以断章比喻我和《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关系。
2005年4月21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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