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已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
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参见《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着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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