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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陈寅恪的着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着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着，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锺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着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着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诗人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着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着《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锺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着《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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