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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着《红楼启示录》，15万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着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多年来，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之多，已成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我曾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因此我说红学是一个“拥挤的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胡适起而与索隐派红学论战，凭借的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一个是甲戌本，一个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许多批语，透露了一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况。随后又有大量清宫档案出世，对曹雪芹的家世和亲戚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发现。对一门学科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这门学科设立的先期条件。王国维氏尝言：“古来新学问起，都由于新发见。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陈寅恪也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问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红楼梦》背景材料的一再发现，为红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区域。所以有脂学出焉，有曹学出焉。事实上，后来的红学研究，已扩大到整个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因此现代学术史中的红学一目，才有那样强的生命力，那样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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