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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即发生一个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总是极为偶然的。对已有材料的诠释，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一个极限。其结果研究队伍如此庞大、不时成为学术热点的百年红学，所达成的一致结论并不很多。相反，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我曾说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请参阅本书第八章下篇“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第402至403页。。这三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当然，以后如有新材料发现又作别论。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不失孤明先发之见。我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联系起来——百年中国也是欲理无序，曲折万端，可能也潜蕴着许多未解之谜。《红楼梦》研究扭成了许多死结，百年中国也扭成了许多死结。话说回来，也许百年红学的命运确乎与社会的变端真有一点什么关系?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难言之哉，难言之哉。
下篇“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
二十世纪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百年红学也走到了百年的尽头。世纪转换，红学将怎样发展?红学未来的命运如何?说来很不幸，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国内的红学，多少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比如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电影、电视连续剧的相继问世，站在学术的立场，我无法认同这些视觉形象。又比如现在中国大陆，南北都在大建大观园。红楼服饰、红楼宴大兴其时。红楼服饰虽有混淆明清两代的迹象，但清代的特点还是明显的。而清代服饰是否代表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正宗?我颇表怀疑。唐宋装是好看的，日人有所承继，我们这故国，却被清代“剃发易服”而后隔断了。1991年，台湾中央大学的康来新教授首创红楼之旅，我随喜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恳谈会。当时我被问及该怎样看待这并不古老的“浪漫之旅”，我感到很不好回答。我想这创意是极佳的，也许有助于古典文学名着的诠释与普及。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红楼文化问题。我认为红楼文化固好，但要避免俗世化。因为现在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我说“应用红学”如果也可以算作红学的话，用得上史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是也。
所谓“应用红学”，不应该成为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是，真正的有学术价值的《红楼梦》研究，仍在继续中。受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很难前进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小说批评派红学不存在无米的问题。小说批评从文本出发，只要《红楼梦》在，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饭来。何况《红楼梦》本身——文本中，还潜伏着许多未解之谜，足够睿智之士猜上几个世纪了。不久前，邓云乡先生透露一条消息，说前些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个人闲聊，谈到有人考证林黛玉是吊死的，因为太虚幻境里黛玉的册子上，写的是“玉带林中挂”。说到这里，俞老先生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作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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