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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鹏飞自己的正面主张，是认为《红楼梦》影射雍正夺嫡。他说：“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当然此说并非他的首创，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即提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26页。“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禩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着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参见《红楼梦卷》第2册，第421页。蔡元培也说过宝玉象征传国玺，指太子允礽。寿氏发挥说，宝玉是指传国玉玺，因系国宝，所以叫宝玉；通灵玉上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字样，传国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寿氏据此认为前者影射后者甚为明显。又玉玺为诸皇子及群雄所争，所以“见宝玉者，人人皆生恋爱关系”。还说贾母因是康熙的影子，贾母爱宝玉是比喻其宝爱帝座，“不肯即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轻立储二，以宝位畀允礽也”。金陵十二钗分正册、副册、又副册，恰好三十六人，分别影射康熙的三十六个儿子。宝钗、袭人都影射雍正，“袭人二字，有乘虚掩袭之意”，比喻雍正“袭取帝位”。蒋玉函是指“藏玺之函椟”，所以“名曰玉函，且住紫檀堡，明言玺函以紫檀为之”。袭人的猩红裤带，以及宝玉换赠给蒋玉函的松花带子，都指的是“玺绶”。宝玉与蒋玉函发生暖昧关系，是说“与传国玺有特别恋爱者，惟此函椟耳”。而袭人后来嫁给蒋玉函，是“极言清室玉步已移，此龙衣人所争得者，亦止空函而已”。参见《红楼梦本事辨证》第37至第44页这样一些说法是否可信，可以权当别论，我们不能不佩服索隐者的想像力，而且与其他索隐派相比，隐约感到也许上述说法真的捕捉到了一点什么东西。“玉玺”为什么住在“紫檀堡”?考虑到曹雪芹给书中人物命名的惯例，恐怕不是毫无意义的巧合。甄宝玉在《红楼梦》中出现，使很多研究者感到费解，对此，寿鹏飞提出新说，认为甄宝玉是南明弘光帝的影子，作者用甄、贾二宝玉象征南北两朝对峙局面。作为探讨《红楼梦》命意的一说，或至少作为一种猜测，应该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
问题是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人人、事事都有影射。寿氏对林黛玉是废太子理亲王胤扔的影子的索隐，使他完全陷入他所批评的以往各种索隐的故辙。他说：“林者二木，二木云者，木为十八之合，两个十八为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数。而理王为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与玉字合，而去其四点，则为代理二字，明云以此代理亲王也。”又说，“胤礽于康熙十四年立为皇太子，故黛玉到贾府时，假定为年十四也。”如此曲为弥缝，与王、沈以及邓狂言的附会实无二致。况且黛玉进贾府时明明是七岁参阅拙着《红楼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寿氏为了能够与康熙十四年立储位在数字上相吻合，便擅自将黛玉的年龄增加一倍，这种做法虽勉强可以“将胤礽一生遭际及心事曲曲传出”，却丧失了自己立论的全部说服力。
寿鹏飞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最为离奇。他相信一位叫马水臣的人的妄说，认为作者是无锡人曹一士，生于康熙十五年，卒于雍正十二年，《红楼梦》是在康熙五十五年“诸皇子夺嫡剧烈时”写就的。旁证是陈镛的《樗散轩丛谈》里有“《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参见《红楼梦卷》第349页。的记载。寿氏推论道；“考得一士于康熙季年未通籍时，入京假馆某府者十余年，所居与海宁陈相国比邻，然则与《樗散轩丛谈》所云，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者适合，意即其人乎?”把《红楼梦》区分为原作和改作两种，雪芹只不过是后来的“增删”者，原作另有其人，从王梦阮、沈瓶庵到邓狂言，都是这样看的，可以说是索隐派的共同主张，寿氏亦持此说，并不足为怪。但他将原作者坐实为曹一士，则是于史无征的主观臆断，特别是当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被胡适公之于世之后，更见出其说的虚拟性。但蔡元培认为此说不无继续研讨之价值，可见蔡先生对胡适的自传说成见亦深矣。
第二部着作是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约十四万字，比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篇幅大得多。上卷开首是一篇纲要，然后分叙论，先论命名，次论薛林取姓，次论满汉明清，再专论宝玉，论书中诗词，论着者思想几部分，并有附录、别录、杂评、杂录多则。下卷则是对王梦阮、沈瓶庵及邓狂言的索隐的系统批评。景梅九的基本观点，略同于王、蔡、邓诸家，虽有异见，却没有另立门户，而是对王、蔡、邓各家索隐的补充、发挥、折衷。王、沈力主的顺治帝与董小宛的恋爱故事说，蔡元培关于十二钗影射康熙时诸名士说，邓狂言的许多扩大化的索隐，寿鹏飞的康熙诸皇子夺嫡的观点，景氏均予以兼收并蓄。他在谈到自己着书缘起时，特地援引一位友人的话，作为《红楼梦真谛》的立论基础。这段话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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