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论争—曹雪芹画像问题(2)

 

  1979年4月2日至4日,梅节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曹雪芹画像考信》,详细介绍六十年代以来围绕陆绘画像的真伪所展开的争论,主张画像虽非赝品,但绝不是曹雪芹,并把陆绘和王绘联系起来,认为两幅画像的像主都是在两江总督尹府做过幕客的俞瀚俞楚江。这时,陈毓罴、刘世德撰写的《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的长篇文章,也在1979年第二期《学术月刊》上刊出,公布了许多俞瀚的材料,证明陆绘识语中说的“洪才河泻,逸藻云翔”,俞氏当之无愧。5月31日,宋谋砀的反驳梅节的文章刊于香港《文汇报》,坚持像主不是俞楚江,原因是俞瀚“长身锐头,玉立峨峨”,和画像不符;同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长篇论辩文章宋谋:《陆厚信“雪芹先生小照”辨》,《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9月7日,梅节着文作答,以《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答宋谋先生的质疑》为题,发表于香港《文汇报》。陈毓罴、刘世德则撰写《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参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参加梅、宋论争。而史树青的《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此时也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刊出史树青:《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参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第329至第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作者称两年以来在阅读诸家文章的同时,又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表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仍然信心十足”。因为周汝昌在《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一文中谈到,陆绘画像“是一部册页,一共好多开”,不是“一个册页”,1963年在北京目见原件的一位先生曾向他指明:“是一共捌开,没有错。每开皆有诗画。另外的人像不一,或坐或立,姿态形相也各异。”对此,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收藏画像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武志远、赵新来写给他的信,证实画像“只有一页,绝不是一册”,认为周汝昌“未看过原物,全是道听途说”。武、新二人并抄了一张1963年购买画像的单据给史树青,其中写道:“清代曹雪芹小照一张,价五元整。”系从商邱县博爱十五街七号郝心佛手中购买,经手人是范殿钧。史树青的结论是:“一开册页,半伪半真。”
  当围绕陆绘画像的论争趋于白热化之时,对王绘画像的讨论仍在进行。1980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一方面刊出史树青的《再论》,同时发表了邓绍基谈王绘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文学遗产》同年第二期则载有陈毓罴、刘世德的《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词》。他们继续多方面论证王绘像主不是曹雪芹,而可能是俞瀚。接着,宋谋又在《文学遗产》1981年第一期上发表商榷文章宋谋:《“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辨》,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针锋相对地提出王绘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同时对皇八子永璇等四人的题诗是否都是题的王绘《幽篁图》表示怀疑。而陆绘,由于史树青在文章中公布了河南省博物馆的有关材料,讨论各方又经常涉及到原件的册页特征和发现经过,所以红学家们纷纷赴郑州目验实物。冯其庸在看过陆绘之后,发现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皴擦水迹”,似已“改头换面”,目的是将原画俞楚江的“长身锐头”改成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冯其庸:《梦边集序》,载《艺谭》1981年第4期。。宋谋则三下河南,找各有关当事人寻根问底,河南省博物馆也做了许多调查。
  这时已是1982年,正好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应大会筹备处的邀请,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到会,并于10月23日下午宣读了他们的调查报告,结论是陆绘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第二天,上海各报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以为二十年悬案终于水落石出。但周汝昌、宋谋仍持异议,认为结论并不可靠。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赏专家对画像鉴定之后,也说尹诗与陆绘及题记似一体,墨色、印色无显着不同。黄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曹雪芹的头像》,持类似看法。于是宋谋又一次去河南商丘,向售画人做直接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与周汝昌的《精华欲掩料应难——“雪芹小照”公案初剖》,一起刊载于1983年第一期《上海师院学报》。售画人郝心佛则写出《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一文,自道作伪过程,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五行题记系朱聘之所添,画像原装一册三十多页,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画像和尹诗在倒数第二页,最后是张鹏为陆绘题的四首七绝。与此过程有关的程德卿,也写了《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这些有关材料,都在 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
  程德卿的文章,是以致宋谋的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报》,对此,宋谋写了《“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兼答程德卿同志》,及《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后来均刊载于江苏省红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和徐邦达的《悼红影议》,此时也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由于宋谋在文章中对所谓画像后面的张鹏题诗表示怀疑,认为售画人言词闪烁,矛盾甚多,并说程德卿不是局外人。程德卿在《中原文物》上又发表了《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的文章,来回答宋谋 。文章的内容和措词,许多地方已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陆绘印章的风波。徐恭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南京《红楼梦》讨论会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验原件,发现五行题记下面的“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当时陆绘画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与会者看过之后,也觉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而参与作伪者之一的陆润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陆厚培。如是,则后题跋之说当毫无疑义。但有人拿来了《古玺文编》,证明信字古写恰好右侧作“吝”。后来郭若愚等又着文谈题记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只能与“培”字有联系,与“信”则风马牛不相及。宋谋也觉得应该承认后题跋说了。但他说:“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他强调这桩延续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但究竟了结没了结,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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