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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文艺报》在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的文章，题目是《我看红学》，对周汝昌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驳难。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红学，顺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学、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的问题，人为地划分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赵齐平说，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不存在这个可以进红学“殿堂”，那个就不可以进的问题。不赞成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以为那样做就会使红学一般化，是没有必要的杞忧。相反，他认为不以研究作品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文艺报》在发表了赵齐平的文章之后，无意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周汝昌也没有再写文章，因此这次论争也即随之结束，当然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什么是红学，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论争：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红学论争带有普遍性，可以说，哪里有红学，哪里就有论争。1966年，潘重规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于次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这在当时，算得上红学界的一件盛事，颇受港、台以及海外学术界人士瞩目。1971年，潘重规撰写《红楼梦的发端》一文，刊载于《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九辑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亚书院学术年刊》。文章通过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头所记”，也就是“石头便是作者”，曹雪芹不过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改编人。
提出《红楼梦》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红学史上算不得新说，对潘重规而言，也只是旧话重提。但由于潘文对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关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释，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复观的批评。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题目是《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禄。徐文不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观点，而且对潘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怀疑，因此写道：“关于《红楼梦》，尚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发挥特异的见解。结论尽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导向结论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观而严谨。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诚实不诚实，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个诚实的态度，这是保证研究工作在学术的轨道上，正常进行的起码的要求。我读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后，最先引起我这样的感想。”接着，便批评潘重规引用材料断章取义，抹煞与自己相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说的基础，措词相当尖锐。如说：“对材料的断章取义，如果是偶一为之，这可能是一时的疏忽，或关系于对材料的了解程度，不能遽然认定这是由于态度的不诚实。但若大量的断章取义，大量的曲解文意，这便是态度的不诚实。假使更进一步，抹煞重要的与自己的预定意见相反的材料，而只在并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预定意见，却用附会歪曲的方法强为自己的预定结论作证明，这便是欺瞒，便是不诚实。”文章末尾更揶揄说：“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中，应当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以红楼梦研究小组领导者的地位，写出这样的文章，难怪有人发出‘丧乱流离之中，人怀苟且之志，在大学里千万不可轻言学术’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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