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

 

  陈寅恪先生提倡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柳如是别传》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寅恪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他固然不能谅解钱谦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举动,但对清初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也给予了深在的了解与同情,尝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着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又说:“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8至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于此可见,《红楼梦》作者对登科赴考人士采取那样严厉的痛而绝之、漫而骂之的态度,似不能视为一件小事,很难说没有政治态度和种族观念方面的复杂因素掺与其中。
  又比如第四回介绍李纨出场,作者特地标示李纨的父执李守中信奉“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信条。承《红楼梦会心录》的作者吕启祥教授见告,此典出自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张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气节峻洁的文学家,为了表示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曾“披发入山”,宁为劳人。他的关于男女“德”、“才”的议论,必不致无指空发,而是同样绾合着当时的“今情”。曹雪芹借用这个典故,我以为重心应在省去的上句里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诚如寅恪先生所说:“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9至1120页。
  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乾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
  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题旨的发掘因此固不可轻视。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也不是只美颂传主河东君一个奇女子,对那一时期的可以“窥见其孤怀遗恨”的南国名姝,包括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等,《别传》都或详或略地有所论列。而且在气节上,大都是这些婉婪小妇高过“当日之士大夫”。至于《红楼梦》的思想里面,显然同样包含有女性更要胜过男性的思想倾向。“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样一些诗句,已将此种倾向表露得非常直接。再联系到清初流行的“今日衣冠愧女儿”的说法,如果有论者说生于康熙末年、直接遭遇抄家之变的曹雪芹,很可能与明清易代所引发的思想冲突存在某种历史渊源,我们于是就说这是“猜笨谜”,恐怕不合于现在人人都在倡导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风尚。
  《柳如是别传》的第三章有下面一段话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柳如是别传》上册,第75页。寅恪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形,适可与《红楼梦》中大观园里面的众女性相比勘。只是寅恪先生在这里没有征引《红楼梦》,他用来取比的是与《红楼梦》同时的另一部小说《聊斋志异》。他说:“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髣髴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同上。《聊斋》作者的意中人恰合于明季南国名姝的性格特点,那么明季南国名姝的生平行事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红楼梦》的方式得到艺术的再现呢?
  另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柳如是在与钱牧斋结缡之后,有三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病中度过的。追寻其原因,则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均可有说。饮酒过量、对旧情人陈子龙的眷恋等等,都可以成为病因。钱牧斋的诗中因而有“薄病轻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之句可证。寅恪先生写道:“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72至573页。寅恪先生此论无异于给我们提供一种小说解释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则《红楼梦》所写完全可以有“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据,即所谓“虚者实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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