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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样一个末日世界里，《红楼梦》出示王熙凤和探春那样的贵族形象虽然声势夺人，但终究是哀歌唱挽。人们在此读到的只不过是创造能力，而没有任何创造结果。创造者本身的才能似乎全都具备，但她们失落的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她们的时代既没有浮士德时代那样的明快节奏，也没有思嘉莱社会的青春气息。这种历史性的悲哀就好比凶猛的豹子虽然威武高贵，但它们生存的前提——森林却已经消失了。在此，所谓森林，象征着一种平民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使具有贵族意味或者说文化意味精神意味的历史进取成为可能的，既不是走狗绵羊的奴隶社会，也不是只剩下豹的审美精神的贵族社会，而恰好就是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平民社会。这种等价交换不仅是商品经济的流通尺度，同样也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准则，它使竞争有了必需具备的起跑线。就此而言，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与其说是一幕喜剧，不如说是一出悲剧。它以对贵族风度的审美践踏了商业社会的原则，这种不公平表明，作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宁愿选择美学，而不愿赞扬进取以求与历史同步。相比之下“GonewiththeWind”似乎在审美和历史的天平上比较平衡，那部小说虽然也感慨南方贵族的随风而去，落花流水，但终同样正视北方社会所代表的历史潮流，并且让一位南方贵族小姐扮演了浮士德式的角色。在此，思嘉莱的贵族意味与其说在于昔日的荣耀，不如说在于重建家园、振兴经济的骄傲。南方的荣耀也许不无审美价值，但北方的进取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精神。正是这种历史精神而不是那样的荣耀构成了以后的美国社会，一个典型的平民社会，一块典型的自由国土；创造，而不是生存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人性的全部高贵都在人们的创造活动中体现出来，而不在于玩弄昔日的家族风度。只要具备豹的精神和豹的意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贵族。
由此可见，贵族一词，在我的字典里并不是意指身份而是强调精神，并且与人性相关。它有时诉诸创造的意志，有时诉诸历史的灵魂。它在其本质上与其说诉诸创造的意志，不如说诉诸历史的灵魂。它在其本质上与其说是进取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尤其是当它全然以灵魂的形象体现出来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清澈晶莹的艺术世界，而这正是一部《红楼梦》所叙述的主体形象——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们。
撇开走狗绵羊的道德准则，甚至扬弃豹子形象的进取心理，我们就可以在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纯粹的审美观照上，进入《红楼梦》展示的大观园世界。在这里，豹不是作为威武的形象，而是作为高贵的灵魂出现的。它不是进攻的，而是无为的；不是侵略的，而是恪守的；不是获取的，而是拒绝的；不是历史的，而是命运的；不是文明的高蹈，而文化的灵光。魏晋风度，陶令归隐，超凡出俗的仙风道骨，苇川渡江的达摩神韵，诸如引类，大凡曹雪芹所能领略的全部灵气和全部感悟，都被修炼得炉火纯青之后，被不动声色地注入这一神奇晶莹的女儿世界。
这种高贵的精神风貌以强烈的个性形象呈现出来的，是晴雯这个首屈一指的俏丫环。所谓“身为下贱，心比天高”，一语道出这个少女形象的精神底蕴。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奴才气息或绵羊腔调的奴隶，她敢对贾宝玉任性撒娇，也敢对王夫人冒犯撒野；无拘无束，敢做敢当，从而成为大观园内最为自由的灵魂。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屈死才值得贾宝玉为她专门撰写了那篇哀婉凄楚的绝唱《芙蓉女儿诔》。多情公子在诔文中长歌当哭，极尽唱赞，诸如：
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化月不足喻其色。
相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消；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腰俱绝。
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
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斑斑血泪，洒向西风；梓泽默默余哀，诉凭冷月。
小说不惜倾注如许笔墨，引经据典，畅诉悲怀，使这个少女形象光芒四射，使这颗高贵的灵魂在那个女儿世界上空尽情飞翔。同时，水涨船高，烘云托月，将另一个少女的灵魂衬托得更为高洁，更为光芒照人。这里指的是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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