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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着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毛泽东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 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 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平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80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度以下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 《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 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诟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像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着桌子大喊： 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着！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儿打个小酒儿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鹗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着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鹗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倒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统一思想，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着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毛泽东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毛主席力挽狂澜得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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