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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有为的士大夫要离政治而去，渐行渐远，而天子却成了人们质疑的对象，这里可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延熹年间（158～166），桓帝巡幸云梦，百姓争睹天子真颜，惟独一位老父耕作不辍，这引起了时任尚书郎张温的注意，他向老父问及原因，老父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事天子邪？”（《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老父认为立天子没必要，有了天子很麻烦。张温肯定也无法让老父回心转意。而天子受到质疑，是因为天子及其能够代表他的母后、外戚、宦官一干人等，其作为与“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的皇权宗旨相背离，天人联系随之中断，天人感应学说为之解体，有为的士大夫在现实中报效无门。虽然也有人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天人联系的可能性，像《潜夫论》的作者王符，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起点，君主仍旧是天人联系的桥梁。因此，对道德的尊崇，会使士大夫暂时忘却现实政治的残酷，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的裨益。
一部分士大夫则在宦海沉浮中，逐渐丧失了激越的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黄琼，后来在李固的推荐下，在仕途上终于有了起色，在桓帝时做到了太尉，但是目睹宦官专权，“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又有灵帝时司徒桥玄，他的辞职很特别，“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遂策罢”（《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大凡不是对政治丧失信心到了极点，桥玄也不会“引火烧身”，把“天怨”顶在自己的头上。
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随波逐流，迎合皇权的口味。陈蕃对于此等人物评价是：“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这里面的名人却是陈蕃的故主，那位能历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广，究其奥妙，大概就因为他在政务中标榜“中庸”，能够做到“万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缔结秦晋之好吧！
另一组矛盾是源于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层面上的苦恼，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运用自身所拥有的官僚职能对贪官污吏进行举劾，打击非法，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运转，来拯救皇权危机。但东汉前期，君主集权的态势极其明显，皇权在刻意地削弱臣权，“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往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这则记载虽然有夸张之处，但是，光武帝要大权独揽，事必躬亲，而启用台阁近臣来协助他处理国家政务，就是对以三公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态度。台阁指的是尚书台，位于宫内，原本是一个管理国家文书的机构，办事人员的官秩比较低。光武帝的做法，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一箭双雕，“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在东汉盛产幼主的年代里，太后“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诏书的起草、政务的决策、国家官员的任免，也就交给了尚书，尚书台渐成规模，成为一个“小政府”，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
而东汉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时期，表现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阎步克先生就指出：“当儒生进入帝国政府之后，就必须承担起官僚职责，而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这种角色的转变，带来的是儒生进入行政层面成为官僚后，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来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工具，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从经学教义中走出来，用更实际、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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