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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征调外兵进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毫无意义可言，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萌芽。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进要杀宦官，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他手中有兵权，他与董后结盟，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蹇硕被除掉了，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但是，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说不杀也就不杀了。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才建议引外兵进京。何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而袁绍却另有打算。
在袁绍献此计之前，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窦武、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症结在哪里？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肃清宦官之后，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还政与臣。可是，袁绍面对的何进，是个“屠家子”，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旦何进变计，就会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而应对突变，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陈琳、曹操和郑泰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是站在了何进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却未想到外兵可以为己所用。
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要进京的外兵共有八支，除毋丘毅一支难以查明外，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桥瑁，是灵帝朝太尉桥玄的族子。桥玄，是位能臣，可以说位“称职相”，只是后来因为对政治丧失了信心，甘愿引灾异自劾。桥瑁作为名公之后，他的郡国兵理应站在士大夫的阵营中。王匡、鲍信是和伍孚一样的侠士，诛灭宦官，他们岂能畏缩？再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袁绍的十宗罪，在当时，凡是这样的文字不仅要写得漂亮，而且还要有实际的内容，要做到揭露隐秘，直刺敌人的最痛处。在公孙瓒的记忆中，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而张杨、张辽二人，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与丁原共进退也在情理之中。后面我们要谈及的由袁绍主盟的关东联盟中，还会遇到桥瑁、王匡、鲍信、张杨等人，这也证明了袁绍完全可以驾驭外兵。
除外兵外，京师中能够明确的亲袁武装有虎贲中郎将袁术统领的虎贲卫士、典军校尉曹操所部，并且袁绍还秘密地招募了千余人，埋伏在洛阳城外。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弃何进，一旦何进变计，也就是士大夫动用武力之时。
何进对此也有所觉察，虽然他同意了袁绍的建议，但几乎在同时也免去了袁绍的军职，让他去做了司隶校尉，名义上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让他“专命击断”，实际上是对袁绍的防范。而对于外兵进京，何进也做出了纠正，前面我们讲到何进派种劭宣诏阻止董卓进京。单就何进选派种劭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何进要放弃引外兵入京的计划。为什么这么说呢？董卓抗命已经不止一次，诏书对于他的制约很有限。但是，持诏者是种劭，这就不同了。董卓曾经接受过种嵩的辟召，是种嵩的故吏，而种劭是种嵩孙，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视举主为君，钱穆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两重君主的观念”，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封建的余习”心理在作怪。故吏对于举主的后代都要礼遇，不能有丝毫的造次。并且，种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在他死的时候，“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后汉书》卷五六《种嵩传》）。有了祖上的恩德，种劭却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何进阻止董卓进京的决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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