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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自己身份转变为“外戚”的董卓，又没有走东汉中后期外戚执政的老路，即以大将军来领导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装扮成士大夫的领袖，废少立献由此就转而成为士大夫分内的事情。可是这也只能作为董卓的一厢情愿，士大夫是否会承认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从行政层面中发现了解决皇权危机的出口，臣权自强得到了认可，但董卓这样的强臣，又与他们的企盼有着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强忍寡义，志欲无厌”（《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士大夫难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后作为废少立献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后迁归藩国中站在何进一方的士大夫，很难对此加以认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主动地选择政治路向，而董卓的进京则终止了这一选择。董卓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拥有的强大武力，又剥夺了士大夫的领导权。
第四，废少立献的结果，不会向有利于士大夫的一面发展，董卓专权是必然的趋势，甚至会导致东汉帝国的覆亡。董卓在废旧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刘氏种不足复遗。”（《三国志》卷六《袁绍传》）废少立献仅是董卓政治图谋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实现政权更替。
士大夫虽然有暗合董卓废少立献的一面，由此导致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会集议废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废少立献真正付诸实施时，尚书丁宫会套用《春秋》大义来印证废少立献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亲自“解帝玺绶”，但他们仍会把董卓置于其群体之外，视作异己，像鲍信会建议对董卓进行突然袭击，袁绍等人会有意识地脱离洛阳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纠集武装，树立反董大旗。洛阳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开。
也正是在士大夫对董卓的纵容和放弃之间，废少立献的政治结局具有了两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纵容，使得董卓废少立献得以顺利实现，长期以来由太后、外戚、宦官造成的东汉皇权危机，就在来自于官僚层面的干预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但皇权衰弱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皇权被强权所压制的结果，就为汉魏之际的政治发展先期设定了多重的选择：是用强权取代东汉皇权，建立新皇权？还是摆脱强权，恢复东汉皇权？这都需要后来的人们仔细面对。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对董卓的放弃，以废少立献为标志，东汉帝国开始解体。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着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诚然，在东汉帝国彻底消亡的过程中，士大夫最终是要扮演肢解国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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