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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君改元，年号初平（190～193）。新年伊始，东部便已是义旗飘扬，关东联盟宣告成立，袁绍被推为盟主。据传闻，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冀州——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玚。
4徐州——广陵太守张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荆州——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并州——西河太守崔钧。
8司隶——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毋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毋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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