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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尹朱俊称：“国家西迁，天下失望。”
陈纪则直截了当地说：“董公您还是别这样大权独揽，朝中之事应该由公卿大臣来办，您还是专心治军吧！迁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险恶。”
……
在这异己声中，董卓有些迷惑了。苟安于朝堂上的士人在弘农王被害之时，哑然无声，既无愤怒之容，又无舍身取义之举，迁都较之弘农王之死，轻重显然，而士人滔滔陈辞，究竟是为了什么？
曾记得法国人蒙田（Montaigne）说过：“已经充满了悲哀了，最轻微的增添亦可冲破他的容忍的藩篱。”
洛阳朝臣的呼声此起彼伏，久已压抑的情感释放了出来，那里掺杂着对一生信仰的哀婉之音，但是，面对强暴，残存于肺腑中的直觉正义，又是多么地无力啊！
就在这一片激愤声中，司空荀爽冷酷地说：“你们这样做，最终会惹火上身，我不会这么做的。”颍川荀氏是东汉的士林名门，而在危难之时，抉择之际，荀爽取生存之路，放弃道义的陈述，这是身处险境中激发出的生存本能。而且，荀爽这种求生的欲望，已经不止一次表露过，前面我们在讲到李膺身罹党锢之难，罢官还乡，荀爽就曾经给他写信，恳求李膺远离政治，保全性命，“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在荀爽的思想里，个人是难于和时势相较高低的，只有活下来，或是善于隐藏自己，才能待时而动。
而历经百劫之后，洛阳朝臣仍旧要独自面对凶恶与残忍，他们无法从武力的强压下散逸出来，创造一个新的机制来运转已经深深陷入泥沼中的政治车轮，荀爽对生的渴求已经无法再用道德信仰来规范了。
激越的心情在生存关怀中趋于沉寂，洛阳通往长安的大道上扬起了迷人的尘埃，曾经的洛阳那么繁华，贵戚府邸相连，家家富积金帛，但就在这刹那间，仿佛都已是暮年垂老，逝去的将永远地逝去。
在滚滚的洛阳大火中，董卓露出狰狞的面目，全然不讲过去的情谊，他手舞屠刀，灭杀了袁氏宗族自太傅袁隗以下男女五十余口，以此向盟军示威。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了五名招安大使，他们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
五人皆为名士，而他们对盟军的招安成功与否对于董卓来说都是一次胜利。招安事成，则盟军要匍匐于董卓的脚下，董卓无忧矣；招安失败，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招安者为盟军接纳，这样，盟军仍旧认同于洛阳旧臣，此前的按兵不动，只能算作一种假象，士人武装必将西向以解同志之厄，董卓就要小心提防了；二是招安者遭到盟军的排斥，则盟军斩断与洛阳旧臣的感情纽带，洛阳旧臣遂成为孤单无助的群体，盟军无心西进，与董卓拼耗实力，展开无谓的战争，董卓可以放心地做他的无冕之王了。
招安，实际上就是董卓施展的苦肉计。那么，招安的结局究竟怎样呢？
除去韩融以外，其余四人皆命丧黄泉，死于盟军之手。对于这突然的变故，胡母班在盟军为他们设置的监狱中给他的妻兄河内太守王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与董卓是亲戚？还是同他一样犯下了不赦之罪？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把对董卓的愤恨转嫁到我的头上，这是多么地残酷啊！死，是人所惧怕的，但不能容忍的是被一群狂夫所害。如果亡者有灵，我一定会将你们的罪行向皇天倾诉。都说婚姻中能体现祸福，今天我算是看到了，原来是一家人，现在却成了仇人。我的两个儿子，你的外甥，在我死之后，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尸骸。
面对死亡，胡母班大惑不解，连王匡也不得其中要旨，只能抱着自己的两个外甥大声地哭泣，但泪水并没有挽留住胡母班等人的生命，感化发布命令的袁绍那业已生硬的心。
在袁绍这位关东联盟领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士人名士的影像，所有的一切都转化成现实利益的纠葛，他也要拿起屠刀，刀起刀落间，士人间的温情就在鲜血迸溅中飞化了。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东牧守要与洛阳旧臣分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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