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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仍旧在聚而不战。但是，这一局面不会再维持多久了，没有了政治目标的关东联盟很快就要离散而去了。曹操在《蒿里》一诗中这样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里曹操描述的是关东联盟从一开始的同心协力，到后来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其间曹操提到的“势利”，无疑就是导致联盟解散的关键所在，它告知我们：关东联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进行着。这层意义还要从“自相戕”中得以揭示。这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先来看看中部集团中的兖州刺史刘岱，这本来是个讲“孝悌仁恕”的谦谦君子，却对东郡太守桥瑁有了偏见，杀了桥瑁，派人接管了桥瑁的地盘；他还给冀州治中刘子惠去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刘岱杀性已起，杀了桥瑁还不算，还要杀韩馥。
再来看盟主袁绍。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韩馥的位置，韩馥手下人不答应，就劝韩馥断绝袁绍的后勤补给或直接与之兵戎相见。在袁绍实现了与韩馥之间的权力交接后，鲍信则认为袁绍实际上就是又一个董卓，他与曹操商议要“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三国志》卷一二《鲍勋传》注引《魏书》）。这时的袁绍似乎也已经是暴戾无比，张邈因为好意劝说他几句，他就不顾多年朋友的情谊，指使曹操去杀掉张邈，这件事因为曹操的反对而作罢。
还有那位孙坚，吴主孙权的父亲，在进军的过程中，先杀了刺史王睿，后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
之所以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不谐和，乃至仇杀，就是“势利”惹的祸。要知道，地方政治单元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汉末地方长官权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权，还拥有了军权，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属于他们的一州一郡，就是他们避乱的港湾。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中，进可以争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顾及皇权的存在与否，州郡就是他们的“势利”所在。发现了它，关东联盟的自行瓦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事情，而关东联盟一旦瓦解，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汉末地方割据局面的全面出现。曹丕，曹操的儿子，这位未来的魏国缔造者，他在《典论》中写过这么一段文字，算是给当年关东联盟的聚散离合做出一个总结：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族，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天下乱了，联盟散了，洛阳离州郡长官们越来越远，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义的重负，去割据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势利，去获得各自的生存。
迁都与招安：被抛弃的洛阳旧臣
董卓将废帝到弑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政治苦难全抛给了士人，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不战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军终究是个不小的压力，与其固守洛阳城池，与士人武装对峙，不如退出这一是非之地，回归西部故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二来也可以摆脱盟军的纠缠。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迁都长安，并且很合东汉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语来印证迁都的合理性，却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响起了一片异己的呼声，死水起了波澜。
司徒杨彪称：“迁都虽易，但要重新安顿下来却很难。”
太尉黄琬说：“光武帝定都洛阳，这是天意，岂能随意迁动，使四海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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