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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而西北集团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找着可能的转机，那就是拥立新帝。他们选定的是幽州牧刘虞。虽然二人在拥立的事情上竭尽心智，但却并非是为了给联盟树立起一个终极的政治目标，来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刘虞这位忠厚的长者，对此则大为气恼，认为是“逆谋”，玷污了他的名声，坚决不做这个新皇帝。拥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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