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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吕之间的关系确立于中平六年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在高官利禄的诱惑下，受到董卓疑兵的蒙蔽，促使吕布与其统帅丁原的反目，董卓得以假吕布之手杀掉了丁原，吕布也就成为并州军的新统帅，转归董卓麾下。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董吕关系，就会发现，吕布对董卓的依附，是在受到董卓凉州军假象的蒙蔽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之举。一旦假象被揭穿，同样拥有一支强大武装的吕布会作何反应，就很难说了。这同时也决定了董卓对吕布的控制，绝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所记载的董卓害怕他人暗算，让吕布做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实际上是在未完全消化并州军之前，对吕布实行的一种控制措施而已。并凉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日后二人的反目成仇就因此埋下了种子。
史料中所记载的吕布对董卓产生厌恶之情，盖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一次董卓失手差点用戟误伤吕布，董卓虽为此向吕布赔罪，但却引起吕布对董卓的怨恨；
二是吕布与董卓侍婢有染，恐为董卓觉察，故生杀卓之心。侍婢经后世小说家渲染，衍生出王允的“连环计”和美女貂蝉来。但两个原因似都流于表面,尚未触及根本。
吕布要杀掉董卓，就在于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上。进而可延伸为并凉武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并州军处于被动的态势中，随时都可能被凉州军蚕食，而失去了武装，吕布也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为谋求自身及其集团的发展空间，吕布也会反戈相击。
王允的介入，想必就是看到了董吕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加之在一次次密谋诛杀董卓的活动流产，王允引外兵勤王的计划又遭夭折的情况下，出于对武装的渴求，才将视线转向握有兵马的吕布身上，下出了联络吕布的这一着险棋。而吕布能倒向士大夫阵营，除去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是王允与其有同乡之谊（按：王允系太原郡祁人，吕布系五原郡九原人，二人同为并州人士），无形当中拉近了王吕之间的距离；
二是士大夫政府的合法性仍旧对一介武夫有着约束力；
三是董卓进驻长安前，把凉州军的主力布防于长安以东的陕县（今河南省陕县）一线，用来阻挡关东士大夫武装可能的西进。这就为吕布敢于同董卓兵戎相见提供了可能。
于是，王吕的结合，终于演成了下面的一幕。
初平三年（192）夏四月辛巳（公历5月22日），董卓在重兵护卫之下，前往未央殿赴朝会。当行至掖门的时候，宫门卫士突然手持长戟向他刺来，猝不及防的董卓慌忙向吕布求援，未成想吕布却从怀中摸出一纸诏书，向他宣布了死刑。
董卓死了，董卓死了。消息传开，长安百姓顿时喜笑颜开，载歌载舞走上街头，喝酒吃肉，把这一天当作了节日，想必他们以为董卓的死，就标志着苦难生活的结束，安定生活的到来。单相思：满天乌云浑不知殊不知，快乐的心情很快就会淹没在滚滚西来的乌云中。这片乌云的到来，谁又能想到竟是那位在诛杀董卓中有着首建之功，又在董卓死后成为朝堂领袖，被当时人视为“王佐才”(郭泰对王允的评语)的王允一手招来的呢？
董卓死后，如何安置董卓部伍是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但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允犯了大错误。就董卓死后的形势而言，一度是向着有利于长安士人政府的方向发展着。驻扎在长安以东陕县一线的凉州军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讯后，就乱了阵营。
先是作为凉州军统帅的董卓女婿牛辅变得多疑起来，听信了巫师的话，杀了大将董越，后来自己的大营发生骚乱，牛辅也丢了性命。这时的凉州军群龙无首，在一群中下级军官的会商下，提出了向长安士人政府讨要一张大赦令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投降之后，要保证凉州军人的安全。对于凉州军的“摇尾乞怜”，王允倒也显得大度，说什么凉州军本来就没有什么罪过，何赦之有？这一大度是聪明的表现，还是愚蠢的做法，自当别论。但凉州军没有吃到定心丸，却又听到了风言风语，凉州军中有位颇有智识的人物——贾诩站出来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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