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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长安城中正在商议如何铲灭我们凉州人。如果这时候我们散伙走人，我们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听任宰割了。反倒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去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一旦成功，国家就是我们的了。不成功的话，再散伙不迟。
武人们认为贾诩说的有道理，偏偏在这时又从长安方面传来丁彦思、蔡伯喈被杀的消息，又给武人以极大的震动。
丁彦思，事迹不详。蔡伯喈，就是那位博闻强记，声名远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彦思与蔡邕同列，想必也应该是位名士。蔡邕被杀，其间有着很多值得回味之处。
蔡邕的死因，谢承《后汉书》和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诛杀，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叹息的声音，从而被王允认定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逻辑是：董卓是国贼，蔡邕是汉臣，国贼被诛，汉臣不喜反哀，则蔡邕是董卓同党，那就该杀。
而蔡邕得到董卓礼遇是事实，在蔡邕思想中也曾把董卓作为强臣来视之，前已言明塑造强臣是士人的政治选择。可是，董卓的种种作为，使得蔡邕发现自己的选择对象错了。于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对于亡命天涯，蔡邕并不惧怕，他曾经为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迹十二年。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说，你的长相比较特别，逃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头。
既然蔡邕放弃了董卓，那么王允为什么又要在董卓死后硬性给他贴上一张董卓同党的标签呢？曾经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此就大不理解，认为是史书记载有误。但是，他却忽略了王允在诛杀董卓成功之后的转变。《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说：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是王允的敌人，为消灭敌人，王允可以从大局出发，做一个大度的人。而董卓死了，敌人没了，王允成了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的功臣，成了朝臣的领袖，这时他就是正义的化身。过去要隐忍的事情，现在不用了，架子要端足，杀一两个名士，对于树立个人威信，整饬朝纲，想必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更何况王允对于蔡邕有成见，因为蔡邕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没给他面子，这件往事记录在南朝梁人殷芸写的《小说》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王允杀蔡邕，是要了断个人的恩怨。这听起来未免过于残酷了。但如果我们来读读顾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评论的话，就大致可以了解这残酷背后却有着更深的内容。顾炎武说：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
顾炎武把蔡邕看作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蔡邕身上就可折射出时代风气的转变。我们知道，尚节义是党人时代最可宝贵的财富，所谓“文章盛”则是末世浮华的表现。王允是党人时代的名士，而蔡邕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了大半生，未尝不具党人的身份。而此党人对彼党人的问罪，绝不是对过去时代精神回归的企盼。
名士尚不免于一死，对于董卓的死党，武人们的命运自可想见了。凉州军就此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
但要是想让凉州军回心转意，似还有他途可寻。那时，就有人向王允献计说，让皇甫嵩去出任凉州军统帅。要知道，皇甫嵩系出凉州名门，德高望重，其忠心为国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可是，王允认为这样做虽然能起到安抚凉州军心的作用，但却会使关东士大夫们起了疑心，毕竟凉州军还是由凉州人来统帅，还横亘在长安与关东交通的要道上，而关东士大夫才是王允的亲人，他不能做出对不起亲人的事情。相比之下，皇甫嵩出山是弊大于利啊！王允的这一想法，终于道出他在对待凉州军问题上的态度，那就是，董卓已除，凉州军的存在无足轻重，把朝纲整顿好了，把关东士大夫们聚拢回来了，那才是国家大计。随即他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关东，去联络他心目中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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