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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休死时，蜀汉刚亡，交趾又叛吴降魏，举国恐惧，欲立长君。左典军万彧尝为乌程令，与乌程侯孙晧相善，屡向濮阳兴、张布称述“晧之才识明断，长沙桓王之俦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兴、布请示朱太后，欲以晧为嗣。太后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陨，宗庙有赖，可矣”。于是迎晧为帝，时年二十三。改元元兴（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孙晧刚即位，还作了一些“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的事。但没有多久，他骄暴淫奢的本性就显露出来，迅速失去人心，濮阳兴、张布也暗自懊悔。佞人乘机向晧进谗，于是晧诛兴、布。晧的统治牢固后，更肆无忌惮。在他统治的十六七年中，暴虐害民之事，史不绝书，今举其主要罪状如下：
（1）征调繁苛。《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向晧上疏言：
陛下……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弱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
同卷《华核传》载核上疏，亦言农民役税负担之重曰：
都下诸官……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失农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
（2）穷奢极淫。《三国志》卷61《陆凯传》载凯上疏言：
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
《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言：
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三国志》卷50《妃嫔·孙晧滕夫人传》注引《江表传》：
晧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
（3）残暴杀人。《三国志》卷48《三嗣主·孙皓传》：
晧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沈醉。置……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晧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举目）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凿人之眼。
陈寿在《孙晧传》评曰：
晧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况晧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4）任奸虐贤。《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谏曰：
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任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
《资治通鉴》卷80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载：
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吴主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会稽太守车浚公清有政绩，值郡旱饥，表求赈贷，吴主以为收私恩，遣使枭首。尚书熊睦微有所谏，吴主以刀镮撞杀之，身无完肌（《通鉴》胡注：“史详言吴主之昏虐”）。《三国志》卷53《薛综传》末注引干宝《晋纪》：
（晋武帝）从容问（薛）莹曰：“孙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莹对曰：“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隙，实由于此。”
总之，吴在孙晧的残暴统治下，民不堪命，险象环生。只是当时赖有陆抗、陆凯、陆胤、施绩、范慎、丁奉、钟离斐、孟宗、丁固、楼玄、贺邵等文武大臣匡辅军政，还能支撑一时。其中最能身系安危、为国干城的是镇守荆州西疆的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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