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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家，指世代当兵之家，士家一般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曹魏所以推行士家制，首先是为了保持兵源；同时也有向割据势力争夺劳动力的性质。至少从春秋时起，国君已向出征将帅征取质任。汉魏之际，群雄棊跱，不仅将校轻于去就，士兵亦多窃逃，为了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榨取更多的劳动力，曹魏推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士家制。唯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后人研究，多有疑难，今只根据有限资料，缕述其梗概。
曹操初起兵时，力单势薄，所招合的兵士，常因饥饿而叛逃。及操领兖州牧，势力始为之一振，又因陈宫叛迎吕布，一度濒临危殆。只有到消灭吕布，并打败汝、颍黄巾军以后，曹操才组成一支兵势相当强固的军事集团，但仍处于强邻环伺之中。对新附将领如臧霸等也只有采取羁縻策略，以收一时之用，自然谈不上向将士索取质任。建安二年（197年），操在宛遭到张绣降而复叛的突然袭击，事后操对诸将言：“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实际情况是，操原先并非不知取质，但羽毛未丰，不敢冒然行之而已。至官渡之战，操打败袁绍后，兵力才强盛到足以成慑天下的程度。嗣后操不断打击袁氏势力，至建安八年（203年），操下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表明只有到此时，操才结束了已往对部下宽容迁就的态度，而挺起腰杆来执行军法了。至于操向将士索取质任之事，则系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下邺城之后才施行的。《三国志》卷18《臧霸传》载：
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
《臧霸传》注引《魏书》亦载：
孙观……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居邺，拜观偏将军，迁青州刺史。
同卷《李典传》亦载：
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典谢曰：“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
以上三人迁家居邺之事颇相类似，时间亦相近，显然，臧霸等人是揣度操的意向行事的。送质，既向操表达了忠诚，又得加官进爵，可谓一举两得。在操方面，不仅得到了臧霸等的质任，还可引起其他将领的连锁仿效。可是，跟随主将迁到邺城的宗族部曲，却得不到什么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得到的只能是名列士家户籍，长期过着“父南子北，室家分离”的忧思生涯。
其他有些被迁到邺城的士家并非出于自愿。例如《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通鉴》胡注：“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家拥众，作为寇害（胡注：“谓诸豪右拥众自保者”），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当指曹操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通鉴》卷65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梁习对并州的豪右和强壮男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豪右是以礼相待，以官相诱；对强丁，则编为精勇部队，以令其为曹魏政权效力。等他们走后，剩下的家属便只有听任官府调动了。于是梁习把他们分批迁往邺城，前后达“数万口”，绝大部分都成为士家。这样，曹魏统治者就有兵有粮又有质任，可谓一举而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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