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少时就“素有大志”,常与乡中小孩戏于家门前桑树下,说: “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第一回)以此引起了他叔父的惊异。他二十八岁起兵,至六十三岁谢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进取心。
刘备是一位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理想的领导人,仅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才用言语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初访诸葛亮而未遇,遂向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说: “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第三十七回)后在隆中面遇诸葛亮,诸葛亮提出“愿闻将军之志”的要求,刘备慨然对答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可见,刘备的理想就是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施展才能,治国安邦。刘备一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刘备投靠刘表后,刘表待之甚厚,生活安逸,久无战事,一日与刘表共语时起身入厕,见自己因久不骑马奔驰疆场,胯下长了肥肉,即所谓“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流涕,入席后刘表怪问其故,刘备长叹曰: “备往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里肉生。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第三十四回)安逸的生活并不能使他舒心,因为这种生活不是自己的理想目标,反而是对目标追求的延误,不由悲从心来。针对此事,曾有诗曰: “忽感胯下髀肉肥,落下几滴英雄泪;久违沙场无功业,舞乐声声葬刘备”。对这一点,刘备看得非常清楚。刘备只能靠功业起家,没有功业,就没有刘备!
刘备在夫人死后去东吴招亲,其时孙权集团对刘备占据荆州一直耿耿于怀,想夺之又无计可施,刘备与孙权之妹在东吴成亲后,周瑜、张昭一伙建议孙权说:“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第五十五回)这实际上是要将刘备软困于吴中,以美色享乐为诱因,使其丧失心志。但当赵云报称曹操起兵五十万,杀奔荆州,要报赤壁败兵之恨,情况甚是危急时,刘备终于说服孙夫人,配合默契,历尽种种险阻回到荆州。如果没有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很难设想一个人能放弃这样的享乐生活。
刘备不乏远大的理想和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但他却时常把这种理想与精神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性格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富有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他出身贫贱,没有上层的社会基础,起兵后又一直势单力薄,生存于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时时得依附别人,于是,他在言论上不敢直接表达自己,曾经和刘表谈得投机时酒后失言曰: “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只此一句,事后尚十分后悔(第三十四回)。他将大志埋藏于心,埋之愈深,追求愈强烈。在行动上,他一直不敢公开打起自己的政治旗帜,生怕目标过大,招来祸害。他一直想在群雄纷争之世得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陶谦让徐州时他再三推托,吕布到徐州投奔他时,一见面他就虚意让位,刘表让荆州他不敢接应,出兵攻刘璋时他犹豫不决。这种二重性格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是: 当他在朝廷依附曹操、暗地里和董承等人结成反曹联盟、伺机发动政变时,他却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作韬晦之计;当曹操饮酒间告诉他: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尊称刘备之称)与操耳”时,他以为韬晦之计已被识破,惊得手中匙箸落于地上,恰逢窗外雷声大作,他从容拾箸掩饰曰: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第二十一回)他胸有大志,但在行动上却尽力表现为胸无大志。当他占领西蜀、夺取汉中后,势力雄厚起来,才稍微改变了这种二重性格,说话办事挺起了腰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