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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战役、战斗的决策上，各集团的领导人总是尽量不直接动用武力，他们做决策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图为决策的最高目标；第二，设法消耗别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他们决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个集团的相互关系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团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同盟军。高明的领导人做决策时，善于在更大的争夺圈中考虑问题，他们能利用这个争夺圈中身处边缘位置的军事集团，巧妙地利用他们与自己敌人的矛盾，建立起大范围的同盟关系对付自己的敌人。有哪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对做出这种决策不持认真分析的态度，必然在复杂的争斗中使自己一方处处被动，为他人所算，因为这是一种才能和智慧的较量。
领导人在考虑作战计划时，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敢冒风险，善于做出风险决策。孔明在身边无兵力时，面临司马懿的大举进攻采用“空城计”，即是一次风险决策，这次决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又为自己军队邓艾像的撤退争取了时间。这是一种防御式的风险决策。司马昭派兵灭蜀时，邓艾率三万精兵偷渡阴平小路，他凿山开路，悬索搭桥，沿路还分兵留守险峻之处，幸得后主刘禅麻痹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险要之兵。邓艾兵抵江油城，只剩两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夺取江油，又连下涪城、绵竹，取得了夺取成都的决定性胜利。邓艾偷渡阴平时，有几次都是军士以毡裹身，从山上滚下，有进路而无退路，蜀兵若有百余人守其险要，兵士将全被饿死，这种作战计划是一种进攻性的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在军事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防御中，把握较大的风险决策实际上正是保守性决策，在进攻中，风险决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就战争的全局来讲，它消耗少，费时短，功效大，决策人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孔明一出祁山时拒绝采纳魏延关于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风险方案，他从大路进兵，损兵折将，耗费国力，屡不得手，这是他用兵的一次战略性失误，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风险决策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决策要有起码的客观依据。依据越小，风险越大，因此依据绝不能降低到零；第二，领导人要有实施决策的胆识和必胜的信心，要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鼓舞激励全军将士，一旦实施，绝不能中途畏缩动摇；第三，进攻性风险决策的实施要保证“兵贵神速”，使敌方无掩耳之机。世界上没有万全的选择，当然就没有万全的风险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只是在各种决策中选取最优方案。
在决策方式上，领导人要想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常是主动征求部下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表见解，然后自己从中选择、补充或纠正。曹操手下谋士极多，他在行动作战前总是问计于众谋士，比如在如何对待刘备来降的问题上，在围剿吕布和迎战袁绍时，他都征求谋士的意见。让部下参与决策的好处是： 第一，能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领导人一人思考问题的片面性；第二，让部下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便于领导人在多种方案的亮相比较中选取最佳方案；第三，让部下参与行动方案的制定，让他们充分了解方案，便于他们宣传和贯彻；第四，能逐步培养部下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让部下参与决策，应当注意到： 第一，领导人自己要有主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动摇不定。袁绍是一名喜欢让部下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但他胸中无数，好谋无断，遇事决策方案虽多，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对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要妄加怀疑。三国后期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司马昭，被司马昭围困于寿春城内，谋士蒋班、焦彝建议说： “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诸葛诞发怒道： “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将领文钦建议说： “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粮。”诞又发怒说： “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遂将文钦斩首。在这类领导人跟前，谁有好的设想还敢提出?第三，众人决策，确实应该注意决策的保密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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