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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条件下，对自己一方的决策、方案乃至于同盟成员，都需要保守秘密，尤其是领导人掌握计划和方案的全部内容，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保密工作的问题。魏国侍中刘晔在朝廷曾竭力劝告魏主曹睿伐蜀，认为“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睿点头答应。刘晔回家后，众大臣来探问是否有兴兵伐蜀一事，晔回答没有此事，并解释说： “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大臣杨暨听到此话后向曹睿反映说： “刘晔曾劝陛下伐蜀，对众臣又说蜀不可伐，这是犯欺君之罪呀。”曹睿当即召刘晔前来对证，晔对睿说： “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蜀不可伐。”一会儿，杨暨离去，刘晔奏说： “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第九十九回)曹睿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刘晔正是要将伐蜀决策对杨暨一类众官员保密。钟会、邓艾伐蜀成功后，反相毕露，司马昭利用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让兵力众多的钟会去收服邓艾，他自己则提大兵前往长安，暗防钟会兵变，并与亲信邵悌商定对此意秘而不泄。大臣贾充秘告司马昭说，他怀疑钟会收服邓艾后会反叛，司马昭回答他： “如遣汝，亦疑遣汝耶？吾到长安，自有明白。”(第一百十八回)司马昭的回答，似乎未置可否，似乎又是对贾充怀疑的否定，巧妙地保密了自己的意图。
当然，泄密于自己身边的同事或亲人，不见得他们就会干出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来，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连锁性，秘密很可能通过他们依次被泄漏于第三者、第四者，……最后让最需要对其保密的人知道，这就误了大事。曹操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密谋，欲里应外合，诛杀曹操，奎回家后将密谋泄漏于其妾李春香，而黄奎的妻弟苗泽与李春香私通，他正欲得之而无计可施，遂从李春香处打探到黄奎的密谋，向曹操作了汇报，黄奎密谋败露，全家被捉拿斩首。三国后期，吴主孙亮眼见大将军孙綝的专横，写密诏让自己的小舅子、黄门侍郎全纪领禁兵斩杀孙綝，事前嘱咐他： “此事且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误朕匪轻。”(第一百十三回)全纪受诏回家后，遵嘱对自己的母亲严加保密，只将此事密告父亲全尚，不料全尚得知此事后，无意间告诉妻子说： “三日内杀孙綝矣。”妻子当面答应该杀，私下却写信让人送与孙綝，孙綝当即领兵将全尚一家捉拿，并依仗兵权，废掉了孙亮。这里，知情人以为是自己的亲人，就将机密泄漏于他们，但亲人却有意无意地将机密再泄漏于别人，最后传给保密对象，非但使计划落空，反倒害了自己性命。人们对同事的保密容易办到，而对家属的保密却不易办到，可见，对亲人的言谈正是保密工作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一定要多加注意。秘密多让一个人知道，其保密系数就缩小许多倍。
三国时期，领导人对作战计划惯常采取的保密方式是授予将领“锦囊妙计”，让将士临事再发。例如，曹操赤壁战败后派曹仁守南郡，临走前嘱咐他： “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急休开，急则开之。”(第五十回)后曹仁与周瑜大战，此计派上了用场。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在合肥防御孙权军队，曹操听知孙权领兵进攻合肥，于是派人向张辽等送木匣一个，匣上有操封条，封条上写着： “贼来乃发。”(第六十七回)此方案亦获成功。孔明死前料身后魏延必反，于是留给杨仪锦囊妙计，封题上更是严格规定： “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第一百五回)杨仪直待到与魏延对阵时，在军队门旗影里方才拆囊受计。这种保密方式由于严格规定“临事乃发”，受计的将领事先不知道其内容，其好处是： 第一，缩短了将领接受计划与实施计划的时间间隔，较彻底地排除了泄密的可能；第二，危急时候打开它，极大地提高了其价值的实效性，避免了受计将领们无谓的争论和犹豫；第三，防止了受计将领在实施前的情绪渲染。
孔明南征孟获时攻打三江城，他将一个完整的命令向十万军队分解下达： 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上城。军士在执行前两钟会夺汉中。
个难度较大的命令时尚不知道其目的。这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绝好的保密方式。魏国镇西将军钟会接受伐蜀之命后，在国内大造伐吴舆论，并让沿江各处广造战船，司马昭不解其意，召来问道： “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第一百十五回)钟会回答说，他命令各处造船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使伐蜀计划具有保密性，蜀国因而不会做防御准备；二是在声势上造成对吴国的威胁，使蜀国受伐求救于吴时，吴国不敢轻举妄动；三是为灭蜀之后的伐吴战争做好了准备。钟会的做法是包含保密措施在内的涉及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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