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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言和诬告，历来是社会一大公害，尤其对干部队伍，危害更大。公害不治，人才难保。曹操既将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也等于将各种复杂的人事矛盾加在了一块，在他那个庞大的干部队伍里，一个时期内，上下之间，内外之间，流言蜚语和谗言诬告不断出现。对待这个问题，中前期的曹操头脑相当冷静，采取的措施也很妥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才，保证了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蒋济，最后官至太尉，是魏国的“四朝元老”。在蒋济刚走上仕途时，正赶上曹操兵败赤壁，曹操一边撤兵，一边想把江淮之间的民众北迁。在那一带任职的蒋济坚决不同意。曹操执意去办，不但没有办成，反把十多万人吓得跑到了吴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曹操写了秘言，告蒋济要率众造反。曹操根据蒋济的一贯表现，认为这纯是诬告。于是，他立即把与蒋济在一起任职的于禁、封仁等人找来，拿着告蒋济的信说：蒋济怎么会有这事呢？如有，算我认错了人。这一定是有人自己想叛乱，嫁祸于蒋济，以搅乱我的视听，达到叛乱的目的。他不仅没有责怪蒋济，反把蒋济调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样处理真是太恰当了，既将蒋济被告的事公布于众，公开保护了蒋济，也给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于禁等人壮了胆。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枣祗、任峻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叫国渊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国渊很有才干，早年曾避乱到辽东，曹操平定北方后，被辟为“司空掾属”，主管屯田。国渊从实际出发，多次给曹操提建议，改进管理，官与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况勤乐业。”（《三国志·国渊传》）国渊的实绩很突出，但不知什么原因，老是被人诽谤。曹操见了诽谤国渊的信，十分生气，坚决要把诽谤者查出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渊本人。国渊仔细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语，采用招考学馆教师的手段，从试卷中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诽谤者，使事实大白于天下。把诽谤信交给被诽谤人，请被诽谤人自己破案，充分显示了对被诽谤者的信任，国渊岂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曹操的智囊团，都是由名震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个叫程昱的人，虽为曹操所钟爱，但个性太强，时常与别人闹不团结，时间一久，就有人告他要谋反，想借曹操的手泄私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点，但绝不会背叛。有人越是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状人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作罢。郭嘉是曹操的“高参”，对他的话，曹操一般是言听计从。起初，有个叫陈君的人对郭嘉很不服气，就抓住郭嘉作风松散，行为不够检点的看病，有机会就在大庭广众告他的状。每遇这种情况，曹操总是肯定陈君的态度是好的，但不说郭嘉不好，反倒对郭嘉更器重。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陈君引导到多看对方优点上来，气也消了，与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缓和了。
曹操不听谗言，惩治诽谤，使朝外官得以安心工作；用看去似“和稀泥”，实则是废流言的手段，解决了朝内官员中的摩擦。这些做法乍看去很是简单，细分析，在当时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曹操毕竟是封建地方阶级的政治家，他虽有丰富的人才思想与实践经验，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其人才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善始善终地贯彻下去，何兹全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确是如此，他最大信，也最大诈；最能不杀人，也最能杀人。特别是在他称王以后的晚年，很难再听不同意见，猜忌骄横，使许多优秀人才死于他的刀下。
曹操推行“唯才是举”，选崔琰、毛玠具体负责选举事宜。崔琰这个人“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甚有威望”，为曹操广招博揽人才出了大力，曹操曾称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三国志·崔琰传》）曹操当魏王后，有个叫杨训的人，对曹操歌功颂德过了头，引起了人们的讥笑，崔琰也冲着杨训发了几句牢骚。这件事传到曹操耳中，操大发雷霆，“遂赐琰死”。毛玠见自己的好友遭此厄运，心怀不满，曹操又“收玠付狱”，多亏桓阶、和洽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免黜回家。陈寿作《三国志》，对曹操的这些做法很愤慨，直笔历数曹操滥杀：“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为崔琰大鸣不平。曹操智囊团的大谋士荀彧，多年被曹操奉为掌上明珠，曹操发国公时，荀彧说了几句劝阻的话，也被曹操稀里糊涂地弄死。为曹操打江山出谋划策的主要谋臣，除短命的外，多数没有好下场，就连不参与政治的绝世高医华佗，因不愿呆在曹操身边，也未能幸免。
曹操广揽善用人才也罢，迫害残杀人才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其霸业，绝不是无目的地用，也绝不是无目的地杀。对于他的胸怀和气度之类，我们也只能批判地去看。封建的帝王就是这样，他们在用人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没得势时卑躬下士，一旦得势，便要“卸磨宰驴”。
这就是历史上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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