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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一面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旗帜。建安8年（公元203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即下达了《论吏士能行令》引用管仲的话宣布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曹操集》）“使贤者食于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东汉末年政吏十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名门士族垄断了吏治与人事的大权。几经受挫，使曹操深深地感到，要真正造就一去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改革吏制上作文章，于是做了7年的准备，终于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求贤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集》）他唯恐人们不明白“唯才是举”的含义，特别举例说：“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现在难道没有象姜子牙那样胸怀大志而在渭水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象陈平那样被人说成是盗嫂受金而未遇到知音明主的人吗？）闲散江湖者、欺嫂受金者中有大才，要挖掘重用，可见曹操纳贤用人不拘一格的决心和胆量。到公元214年、217年，曹操已是六十高龄的人了，深感人才不济、事业无继之忧，又两次下达了求贤令，进一步阐发“才”的含义，分析才与行的辩证关系，意在更多更快地博揽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他强调指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裴松之注》）“常格不破，大才难得。”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有时几乎达到挖空心思的程序，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对士族近亲之中的有识之士，曹操更是设法辟而用之。司马懿出身名门大户，才干超群，但不愿仕曹，曹操反复征招不出，竟用杀头相威胁，终于将司马懿弄到手。司马氏实现了曹操未竟的统一天下大业，正是从曹操重用司马懿时打下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唯才是举”，“不拘微贱”，并不是不讲德行。他要求的才，是德才兼备之才；他要求的德，是能够为其统一霸业服务的德。抛弃“唯才是举”中的封建糟粕，他提出的这一用人原则，至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还十分重视广开学路，从根本上培育人才，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在他下达《论吏士能行令》的同年，还下达了修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之”。（《曹操集》）象曹操这样重视用教育手段造就人才的人，在三国战乱时是很少见的。
曹操在广揽人才，纵横捭阖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概括起来，叫做因人制宜，量才任使，做到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用人言。择人任势，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
“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曹操手中最有政治意义的一张王牌。曹操打着这张王牌，捞到了别人无法捞到的好处。当时，烽烟滚滚，谊强割据，皇帝被赶着到处跑，“挟天子”究竟是块肥肉，还是个累赘？起初众将有争议，曹操也有顾虑，自己看不准，就问计于荀彧、程昱等人，终于下了“挟”的决心。“修耕植以畜军资”，是曹操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奉行的又一大方针。汉末三国之际，生产力的破坏极其严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为了使生产力恢复发展起来，在修耕植方面着力抓了屯田。屯田制的推行意义深远，至今为史家们称道。可是，大规模地推行屯田制的决心，曹操也是在听了枣祗等人的意见之后下定的。战乱之中搞屯田，民众逃跑、殴斗、抗交税赋的事层出不穷，曹操是按照任峻等人的高见解决的。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曹兵与袁兵以一比十处于明显劣势。从公元200年2月抖动战幕到大战结束，历时9个多月，攻防相持，瞬息万变，以弱胜强，谈何容易！曹操曾几度陷入困境，但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虚荣心采纳谋士意见，从而避免了决策失误，转危为安。战斗一开始，袁绍派大将郭力、颜良等东攻白马，自率兵将渡河。曹操想径直去救白马，这时谋士荀攸说：咱们兵少不敌，到延津后如渡兵去抄袁后路，袁必西应，然后出其不备，轻兵袭白马，颜良可擒。“公从之”。袁绍果然上当，曹操初战即胜。两军在官渡拉锯，曹兵几战不利，“伤者十二三”，眼看又断了粮草，曹操想退兵，写信与荀彧商量，荀彧说：现在双方主力都在这里，咱们是以弱战强，若这样退兵，必为绍军所乘，那咱们可完。袁绍不会用人，相持必败。曹操又“从之”。袁绍也有军粮不足问题，第一次运粮千车，曹操“用荀攸计”，派徐晃等将截击大破之。第二次袁绍派兵万人运粮，恰巧这时袁绍的谋臣许攸来降，建议曹操截击，“左右疑之”，荀攸、贾诩认为可行。曹操当即采纳，亲自领兵奇袭，大获全胜。从此袁绍军心大乱，众叛亲离，惨败而逃。查史书，同是这个战役，曹操对参谋人员的意见是“三从”，而袁绍则是“三拒”，纳谏优劣，高下判然。
曹营内战将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合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挡一面；有的胆识不足，犹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公元215年的魏吴合肥之战，见另篇）曹操量才任使，既善用人，又善用言的实例很多，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抓住不放。对于不能征战的文人，曹操也爱不释手。如果不是曹操把那些着名的文士都收拢到自己周围，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很难想象我国的文学史上，会有空前繁荣的“建安时代”。文学大师王粲，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将曹操、袁绍、刘表作了对比，深有感触地说，袁绍虽兵多，“然有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共贤俊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观曹操用人实践，王粲之辞并非阿谀。
曹操知人善任，王粲感怀之言深刻地说明，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高明，不仅看他招揽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人才再多而不善用，不是造成怨声载道，就是反使内耗丛生。这样，人才越多，反作用越大，不仅不能成事，反而坏了大事。现代领导者当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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