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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亡，曹奂进司马昭为晋王，再封十郡，并前共二十郡。司马昭奏复五等爵。咸熙二年（265）夏，曹奂命晋王司马昭戴天子冕冠；设天子旌旗；乘天子车舆；出入如天子，有人警戒清道；享用天子舞乐；司马炎为晋太子。曹奂给晋王司马昭的待遇跟献帝给魏王曹操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曹操距驾一步之遥而仙逝，曹丕继而亲御；司马昭仅剩一陛登顶而归西，司马炎从容入殿。秋，司马昭薨，司马炎袭王位。冬，曹奂知天禄永终，禅位于司马炎。司马炎改元泰始，国号晋。司马氏籍贯河内温县，属晋地，其祖世典周史，春秋入晋。故司马昭封晋公，封邑大致为晋地。昔三家分晋，今晋将一统三国。改封曹奂为陈留王。除汉魏禁锢，宗室王公自治封国，并预朝事。异姓功臣上封至公爵，这是为了拉拢。
晋泰始年间，司马炎先后下诏为王凌、王经、邓艾等恢复一些名誉。曹芳终因昏淫失位，故王凌谋废立不足为过，赦免其后；王经坐曹髦死，然守志可嘉，以其孙为郎中；邓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以其孙为郎中。这也是在学曹丕为孔融恢复一些名誉的做法。
泰始五年（269），司马炎有灭吴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出镇荆州，绥怀远近，垦田积谷，甚得江汉人心。羊祜建议可密使益州刺史王浚造舟舰，以备顺流伐吴。司马炎从之。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疏请求伐吴，谓吴已呈亡形，大晋全线出击，三月之内，必克之。司马炎深纳之，中书令张华、尚书杜预亦赞成，然太尉贾充、中书监荀勖等多谓不可。四年（278），羊祜因病回京，向司马炎面陈其计，宜趁孙皓暴虐之时伐之，一旦其死，更立贤主，则难图之。司马炎善之。羊祜病故，临终举杜预自代。司马炎遂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五年（279）秋，王浚上疏伐吴。贾充、荀勖仍谓不可。又杜预表请，张华固劝，司马炎终许之。冬十一月，司马炎下诏大举伐吴：镇东大将军司马伷督徐州诸军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督扬州诸军向横江，建威将军王戎督豫州诸军向武昌，镇南大将军杜预、平南将军胡奋督荆州诸军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督梁、益二州诸军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东西凡二十余万。贾充不得已受命，南屯襄阳。
太康元年（280）正月，司马伷夺涂中，王浑取江西。二月，王浚连克秭归、西陵、夷道、乐乡，杜预占江陵，胡奋拔公安，王戎破蕲春、邾县。吴军守将非死即降。司马炎下诏：王浚东下，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直捣建业；杜预南征衡阳、零陵、桂阳等郡。王浚等遂进破诸城，乘风破浪。杜预扫平荆州南境，分兵向东。贾充等认为可见好收兵，不宜轻进。司马炎不从，他已看到胜利在望。孙皓遣张悌、沈莹等率众三万渡江作战。军至牛渚，沈莹曰：“晋水军浮江而下，必至于此。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流可顺势收取。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晋水兵至此，众心必骇，不可复整。今宜渡江，以决战力争。若败，则同死社稷。若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西寇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两人的说法看似都有理，只要获胜一方，有望扭转全局。其实吴军已经丧胆，放在哪里都不会顶事，张悌心知肚明，只求死节。吴军渡江，王浑大败之，张悌、沈莹战死。张悌以身殉国，自谓慷慨壮烈，无所复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王浚至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师万人迎战，张象望旗而降。
三月，孙皓穷蹙请降，王浚先行受之。司马炎遂完成一统。
晋臣对是否大举伐吴主要有两派意见：以羊祜、张华、杜预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吴已呈亡形，晋兵资足用，征伐时机成熟；以贾充、荀勖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晋尚未全安，吴纠众负险，为深根之寇，未可尽克。三国战事频仍，历次战事都会出现战与不战的争论。孙子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主战者往往认为已兵强马壮，占有优势，对手不足为虑；止战者则常常感到尚民贫国虚，不宜劳费，敌寇未有衅隙。判断正确可获利，推算错误则不免有失。
从晋伐吴来看，显然，主战派提议充分，止战派见地不足。除此二论外，还有一个代表人数极少但却不乏洞识的观点。尚书左仆射山涛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晋武帝咸宁五年》）山涛不欲战，不是像贾充那样觉得不到时机，而是认为时机到了也不去攻取，存之为警惕，不失为一种避免外宁而生内忧的谋略。山涛是私下说的这番话，司马炎可能没有听到。他即使听到，恐怕也不会听之。
司马炎承祖父及伯、父之遗风，如愿以偿，平定天下。但是，天下太平后，他遂疏于政术，耽于游宴，除曹魏宗室之锢后，又解外戚之禁，开始宠爱后党。逮至末年，传位有偏，死后遂至外戚擅杀，宗王作乱，四世天下分裂。望帝王改变私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但说其在老小中择个像模像样的应该不很难，那样，大概会避免一些乱子，会把香火传的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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