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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冗叙议完治乱之事，最后，我想说四个问题，既有集中也有补充，为全篇收尾。一，分权与集权；二，王业与霸业；三，统一与分治；四，思想与功名。
一， 封建与集权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后一段落二千年为秦以后的郡县政治，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是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
我同意钱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二千年封建分权，二千年郡县集权，新的二千年朝民主方向发展了。
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封建诸侯为藩属。秦惩诸侯尾大不掉，遂行郡县集权。项羽、刘邦反秦，为笼络人卖命而又开封。刘邦坐天下，把功高行傲的诸侯王一个个收拾掉，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异姓臣爵侯而止。汉武帝颁推恩令，把宗室滋生非分之想的基础基本给瓦解了。皇权大大得到了加强，封建基本就是个形式。
曹操官至丞相，实际就是僭主，但爵为县侯，同于诸臣，这为他即真带来名分的不便。当然，他立马起身把献帝拍倒，是不用费力气的。但这种办法不管你怎么说，它都叫革命，而且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麻烦。曹操在想万安之策，最好搞一次和平演变。
曹操想出的办法就是恢复五等爵。他以霸王之身进爵为魏公，再进为魏王，位在宗室诸侯王上。刘氏诸侯王一般只据一郡地，且只食租税，不掌治权，仅过一种富家翁的生活，没有什么政治待遇。魏王曹操辖冀州十郡（这时已复古九州制，冀州已扩大，有的郡也扩大了），他在自己的封国里说了算，领丞相冀州牧如故，进能攻，退可守。曹操为自己建此基业是相当重要的。曹操百年后，丞相及冀州牧职是不能一相情愿授给子嗣的，法律没这项规定。但封国可传，法律有这项规定。曹操认为不定基，子嗣的日子不会稳的。
曹操垂暮，交代了半句话，他要为周文王，下半句没说，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就是让嫡子做周武王。曹丕即位，很快就向献帝摊开了牌，献帝是个聪明人（与其说他恨曹氏，不如说他恨其父亲爷爷），他马上起身把宝座让给了曹丕。和平演变就这样完成了。
曹丕目睹了国中国、王中王的始终，深知其威力。他遂对其弟兄大行禁锢（当然也是因为有露出贪心的），但吴蜀未灭，还要用人打仗，功高者遂一步步又成了权臣（历史很快绕了一圈）。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司马昭效魏武，称晋王，告诉曹奂禅位给司马炎。司马炎记住了曹魏的教训，大封宗亲，让其占地大，握权实，以为这回好了。但王爷们终不能安分老实，很快又开始调皮捣蛋，撞得头破血流。魏跑了个小圈，晋跑了个稍大的圈，都没能跑出去。
二， 王业与霸业
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分权制度并不一定必然要过度到郡县集权专制制度。在封建分权制度和郡县集权专制制度之间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霸权形态应值得我们留意。春秋时期，王权旁落，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打着勤王的旗号起而称霸，他们数次会盟诸侯，自为盟主，立下戮力周室、以讨不臣的盟约，周王自感权轻，也正视了这一现状，赐盟主王命以号令天下。齐桓、晋文几乎可以把这种诸侯削弱王权的形态立成制度了，但却让它遗憾地擦肩而过。东汉末年，霸权形态再次出现，曹操挟天子而为霸主。曹操数次谈及桓文以大事小的事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以大替小。我们常为我们先人作出的领先于世界的贡献感到骄傲自豪，但又深为其停滞落伍惋惜不已。我们最早发明了火药，但为他人做成船坚炮利。我们最早出现了贵族胜君的状况，但君主立宪不由我们。宪法似乎早早就存在了，只是不见宪政的影子。
日本三世纪兴起的大和王朝，后在豪族苏我氏的专控下逐渐衰落下去。七世纪，中臣镰足（后赐姓藤原）等推翻苏我氏，仿效中国隋唐制度进行大化革新，削弱贵族势力，确立以孝德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但自九世纪藤原氏专权行使摄关制度起，后经源赖朝将军建立幕府制度延至明治维新止，在这千余年时间里，世袭豪族相继称霸总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大权旁落，在贵族的保护下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传宗接代，承袭皇位，作为国家政权的傀儡。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发动“尊王倒幕”政变，迫使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政天皇睦仁。睦仁遂改元明治，发动维新运动，建立天皇制专制政权，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同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军国主义失败后，天皇再次留下袭位，交出重权，以首相为首的内阁正式领有国政。
五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陆续自欧洲大陆侵入不列颠岛，在相互交战及征服土着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七个王国。九世纪，西撒克斯国王爱格伯扫灭六国，首次统一英国。十三世纪安茹王朝时，贵族为限制王权、保障自身利益，迫使国王建立等级君主制。十五世纪，贵族间为争夺王位爆发“玫瑰战争”。战争结束，贵族实力耗尽，亨利·都铎夺得王位，建立都铎王朝，加强专制统治。到十七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建立起新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复辟，不久被“光荣革命”推翻，最后国王威廉三世同土地贵族--资产阶级联盟达成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议会政府从此掌管国家政权，国王则只具袭号，保有统而不治的象征性权力。
早在东周和东汉末两个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后来英日两国贵族削弱王权的政治局面。假设东周霸主召集一次会盟，让周王永作天下有名无实的共主，这样的盟约或许有望达成；假设曹操等英雄豪杰在苦思冥想僭王时，豁然一下通达，他们亦有可能达成共识，把汉帝供奉在世代传袭王冠的虚位上面。短暂的个体生命欲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不朽的足迹是困难的。提出假设，已无裨于历史，不过是希望继承历史遗产的今人有所鉴戒，遇见类似的冲突与对立时，最好克制一些英雄主义的激进行为，尽量去寻找可以折中和妥协的办法，以达成有利诸方、不失传统而又具新意的共识。辉煌的胜利常常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隐忍退让并非是胆怯懦弱，可能是一种局度和容物的表现，亦能在杂乱中找到和谐。
三， 统一与分治
《三国演义》开篇言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不太喜欢《三国演义》的故事，因其真假不辨，但有些话我还是大致背的下来，因其一语中的。封建是散权治理式的，郡县是统权治理式的，这不过是统治者规定的不同的统治方式而已。我接着要说的统一和分治的问题与前面的封建和郡县不同，它们不是规定的，而是由实力决定的。
三国鼎立的局面，我觉得东周时就有出现的可能。周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为诸侯四强。秦与晋战事不断，后晋衰，终为韩、魏、赵三家所分。在东周一片大鱼吃小鱼的声浪中，一晋三分就显得有些反常。晋若不分，秦之东扩是有困难的，格局很可能是另样。或三足鼎立，或四方并存。三晋凑上七雄数，否则，燕基本就是公孙渊，齐晋必有好戏看。西部崇山峻岭，南方大江长水，天险为自治提供了便利。今天这些都是小菜一碟，飞机火箭轻松进去，在冷兵器时代是可抵挡千军万马的。
面对楚河汉界，蒯彻向韩信献计：秦失之鹿，群雄逐之。韩信及时中立，三分天下可以形成。刘邦占西，项羽据东，韩信盘中原。可韩信犯愚，不忍一餐之遇，终助刘邦灭掉项羽。狡兔死，最后韩信也就成了被烹的狗。
三国三分天下，终使几次机遇成为现实。但这一现实极为短暂，像是一部播放数小时的大片，人们为其壮观、惊心动魄的故事所吸引，但为其结局扼腕不已。争相统一的雄略伟志是值得敬佩的，但为此而不顾安身立命是不足取的。这里是有思想意识的原因的。一山不容二虎，同天不共双日，上至帝王，下及草寇，都滚瓜烂熟，对均势、自守等则不屑一顾。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思想是仿生的，故使人长于形象思维，而短于抽象思维。刘表不管有意无意，其所为就是势均而相守。曹操斥其自守之贼，不足虑。《三国演义》歪曲了东吴的形象，很多人遂认为孙权没有多大上岸之心。孙权真这样还好了，其实他为完成统一的言行举止比起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很好地利用天然屏障，是大有所为的，那片土地与其人口相比过剩而富裕。把根本打牢，谁能奈我何。三国如此竞争，皆可民富国强，皆可长久生存。假设并立逾千年，至少无东富西贫之差，人民幸福，国家强力，明清何能与比。西方列强、东亚病夫说大概就会颠倒来念。东亚必是列强，西方不称病夫，也得叫懦夫。如此，很可能是东往西行，而不是西朝东来。面对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欧洲诸国与自治无异，欧盟将演为联邦。东方列强也势必如此。我不是分裂主义者，也不苟同愚昧的大一统，只是在留意普遍生命的存在。
四，思想与功名
热中功名的人，应该看一眼却正的《释讥》和王昶的《戒子书》，这里面有很好的思想。却正议论功名利禄说：每逢乱世，邀功获利者遂蜂拥而动，但善终者鲜寡。他们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鸾车未登而身死轮下，高堂未居而栋折梁断。王昶诫子嗣明哲保身说：进取之道务宝身全行。干名要利，欲而不厌，鲜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
在汉晋间的强力和昏暗之下，投机虽宜得逞，但风险也是巨大的。人们热中功名，是因功名可以带来直接的感官的享受。但可享受的物质与人的贪婪不成比例，故贪婪的人们常常蜂拥在通往享受的狭窄的过道里，在争先恐后中，大部分像蚂蚁一样被踩死，只能是一小撮劫后余生，独享其乐。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果实是不能相让的。如此，功名者与芸芸众生永远存在着鸿沟。思想应该成为两岸的桥梁。不管历史怎样始终为强权轮番把持，让我们感到无奈，但永恒的思想的光芒可让我们有所慰藉。星光灿烂，必将有所启蒙。
荀彧提出的是改良的思想，陈群、谯周、陆逊等提出了许多体谅民生的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是极有价值的，英雄的业绩很多都可看成粪土。贤者多能秉以公心，提出一些关乎社稷苍生的普遍性的建议。但英雄却难以抑制膨胀的私欲，常走极端，自谓天赋神授，草民草芥，随时可以芟夷。如果说却正、王昶虑及的是修身，那么荀彧、陈群、谯周、陆逊等放眼的则是治国。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觉得翻阅过去的两种制度，基本就是英雄的历史，人民的历史才刚刚启动。如果历史是一列奔驰的列车，我们能确定谁能决定其方向，那谁就是创造者。英雄决定方向，民众只能无奈地跟随，这时就是英雄在创造历史；民众能够欢欣雀跃，决定前进的方向，这时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充分的参与者才是积极的创造者。
即使相信霍金时光倒流说，我们也不能期待，因为那得很久以后才能发生。霍金提出的不过是个假说，我也不想耽于假设的梦。我赞同黑格尔现实就是合理、合理就是现实说，故一次次遗憾都有其合理性。但我还赞同康德自由意志论，人类自由意志必将由劣而善。我觉得历史的问题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也就是如何看待时间。我想我们应该以相对论的思想看待时间：千年虽漫长，但也短暂，昨天的希冀今天或明天能实现，不为迟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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