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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书龙
诸葛亮181一234)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在政治军事上创造的辉煌业绩令后人景仰不已。其实，与其在政治军事上创造的辉煌业绩相比，他在农业经济方面的建树也毫不逊色，特别是他的重农政策振兴了蜀汉的经济，可以说，蜀汉政治军事战略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坚实基础的。以往学界对诸葛亮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关于其重农思想的研究则有待深入。为此，本文着重就诸葛亮重农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诸葛亮重农的政策
诸葛亮在治蜀期间采取了以下重农政策:
(一)以农为本。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封建经济的基础——农业。在占有益州后，他就开始实行“安民息民”、“劝农管农”和“薄赋减负”的重农政策。
“安民息民”之策。诸葛亮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要求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以利于农业生产。诸葛亮在称赞广都长蒋琬时，说：“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足见他对地方官吏要求以安民息民”为施政的根本。也正因为他发现蒋琬是一位体察民情、注意实际、脚踏实地的能吏，故后来他提拔蒋琬做了丞相府参军、长史，甚至于后来让蒋琬作了他的接班人。为了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取缔一切“妨害农事”的弊端，要求“唯劝农业，无夺其时”。
“劝农管农”之策。诸葛亮从蜀国国小贫弱的实际出发，提出“务农殖谷”、“唯劝农业”、“休士劝农”的政策。在《为后帝伐魏诏》中他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希望“以农富民，以农富国，做到民殷国富”。为了加强对蜀汉农业的监督和管理，诸葛亮还专门设置农官。《通典·食货志》载：“大司农一人。魏国初置大农，黄初元年改大司农。蜀、吴同。”可见，蜀汉和魏吴一样，设有大司农一职，用以管理农业，诸葛亮先后以秦宓、孟光这两位有才识的学士担任大司农。在地方，诸葛亮则设育“督农”之官。《三国志·蜀志·吕又传》载：“(又)徒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又《蒋琬传》载育“督农杨敏”，可见吕又和杨敏都曾担任过“督农”之官，从事过劝农、管农之事。另外，诸葛亮还设有“司金中郎将”，督造农具，以改进劳动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薄赋减负”之策。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薄赋敛，无尽民财”的“薄赋”政策。他重视发展农业，既希望农业给蜀汉政权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用于“北伐曹魏，恢复汉室”之大业，又坚决制止横征暴敛，让农民“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外，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来说，也有裨益。陈寿评之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规，约官职，从权制。”
(二)兴修水利。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建设。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在三国时期的古名为“都安大堰”，亦称为“湔堰”。左思《蜀都赋》又把它叫做“金堤”，是秦时蜀守李冰在成都平原上主持修筑的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西汉文翁为蜀守时，对其作了较大的整修。《华阳国志》上说，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诸葛亮对都江堰的修理和维护非常重视。《水经注·江水注》载：“(灌县)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把都江堰看做农业的根本，国家的资源，专门设置了堰官加强管理，并抽调1200名士兵常年进行保护和修理，使大小渠道畅流无阻。在诸葛亮的影响下，后主刘禅也到过都江堰，“看汶（岷）水之流”，视察过水利工程。此外，《一统志》载：“大诸葛堰、小诸葛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可见大诸葛堰、小诸葛堰是具有灌溉之利的水利工程。为了防止水患，诸葛亮在成都附近修筑了防洪工程——九里堤。《成都府志》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 ”。由于诸葛亮对水利的重视，使成都平原形成了“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繁荣兴旺景象。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用“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来描述成都平原的丰收景象。后来，蜀亡时，后主刘禅在降表中也如实的把成都平原描绘成“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一片丰饶的图景。以上材料充分反映出诸葛亮兴修水利后给成都平原带来了兴旺的丰硕成果，大大促进了蜀汉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重视发展经济作物。蜀锦是蜀国的特产，当时在西南地区极为畅销，同时还有大量蜀锦被魏吴所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在诸葛亮的倡导和支持下，蜀锦的生产规模空前发展，近人徐中舒在《蜀锦》一文中称“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左思在《蜀都赋》中用“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抒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诗句来生动描绘当时成都织锦业的盛况。蜀亡之时，国库中还储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众所周知，丝织业的发展是要以种桑养蚕为基础的，由当时蜀锦生产盛况可以想象出蜀国人民种桑养蚕是多么的普遍，就连身为蜀相的诸葛亮在成都的家中也“植桑八百株”。在诸葛亮的鼓励和带动下，蜀国人民积极种植经济作物——桑树，从而有力推动了蜀国织锦业的发展，为蜀国带来了滚滚财源。除植桑外，蜀国还种麻。《水经注》载：“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於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三国会要·职官下·郡国官》有“蜀有工官、堰官、柑官、橘官”的记载，可见当时诸葛亮对经济作物柑、橘的生产也很重视，并特设置了官员加以管理。总之，诸葛亮能根据蜀国山多平原少的实情，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作物，符合蜀国当时的国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蜀国的经济和财政收入。
(四)开发西南落后地区。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后，针对南中落后农业生产的现状，对南中进行了开发。他在南中地区推广汉族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彝众感悦”。注意扩大耕地，兴修水利，促使南中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发展。把住在深山密林中的“上方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成为“下方夷”。南中当时不少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度生产关系中，诸葛亮把“夷帅”统治下的一些“羸弱”的奴隶分配给大姓作为部曲。对一些不服从大姓的所谓“刚狠”、“恶夷”，便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他们，以作为“家部曲”。诸葛亮把大量奴隶变为部曲，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促进了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南中的发展为蜀汉提供了大量物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也载曰：“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五)积极军屯。诸葛亮指挥军队作战时非常重视粮食的供给，他认为“军以粮食为本”。然而在其对曹魏进行的六次北伐中，常因路途遥远、道路艰险而军粮“饥于运输”，结果每每因军粮不济而被迫退兵。诸葛亮在积极改进运输工具的同时，也利用战事空隙“分兵屯田”。建兴十年（232），“亮休士劝农于黄沙”。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进行第六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已志不申，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三国会要·食货》注引《水经注》曰：“汉水又东，黄河水注之，水侧有黄河屯，诸葛亮开也”。屯田士兵平时一面军训，一面生产;战时出征，闲时屯田。屯田可以解决一部分长途运粮的困难，又可减少农民的负担。
(六)正确处理农战关系。诸葛亮执政蜀国后的中心任务，一是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二是北伐东征、完成统一。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就是要发展农业;北伐东征、完成统一，就是要进行征战。那么对于国小力弱、人口稀少的蜀国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农和战的关系便显得非常重要。诸葛亮认为“足兵足食”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所以必须“以农养战”。蜀国征战虽多，但为了缩减军事开支，保证有充分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实行了“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兵士轮换制，把兵员控制在一定数量上，走精兵之路。对前线作战的将士，则采取定期退伍，到期轮换的办法，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岁月，也坚持把一小部分士兵换回后方，以保证后方有充足的劳力进行农业生产。这一措施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同时也是蜀军能保持旺盛士气的原因之一。
二、诸葛亮重农的影响
诸葛亮通过各项重农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诸多成效:(一)使蜀国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刘备与刘璋争夺益州的战争旷日持久，致使益州地区生产凋零，人民穷苦不堪，出现了“民如浮云”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采取重农措施，推行“安民息民”、“劝农管农”、“薄赋减负”之策。这些重农措施符合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使得人们愿意回到土地上，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蜀国的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一些地方农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如前左思在《蜀都赋》中用“黍稷油油，稉稻莫莫”来描写蜀中地区的丰收景象。晋人袁准也称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凛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由此可见，诸葛亮的重农政策在蜀国很快收到了成效，使经过战乱后的蜀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的发展。
(二)促进了手工业、矿冶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增加了人民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促进了与人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纺织、盐铁等手工业的发展。在纺织业方面，蜀国的织锦业当时最为发达，居魏蜀吴三国之首。当时的织锦业盛况在前面已提及，这里不再赘述。蜀国的矿冶业以盐、铁、金、银为代表。《华阳国志》载：“(盐井)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井火即天然气，可见，蜀民当时已用天然气煮盐，并增加了产量。由冶出的铁“甚刚”，可见冶铁的技术又有了进步。诸葛亮对盐铁实行专人管理。《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连)迁司盐校尉。”《三国志·蜀志·张裔传》载：“(裔)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手工业、矿治业的发展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冶铁技术的提高使铁器在西南地区得到广泛使用，对提高西南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有相当帮助的。
(三)增进了商业的繁荣。三国前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商业已不如汉代，而蜀汉的商业，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繁荣。蜀汉政权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钱币的铸造，方便了交换，繁荣了市场，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成都是当时蜀国的都城，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商业异常繁荣，左思《蜀都赋》描绘道：“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特别是前文提到的蜀锦，当时闻名全国，远销魏、吴，“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水陆交通的发展，使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为贫弱的蜀汉带来了大量的财政税收，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实力，使其有足够的财力和魏吴抗衡。
(四)巩固了蜀汉政权。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征战，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诸葛亮采取重视农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解决了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同时也使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的繁荣景象，这使蜀汉政权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为蜀汉这个蕞尔小国的崛起，并与魏、吴两个大国形成了鼎足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诸葛亮重农的原因
诸葛亮重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农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近人论诸葛亮的学养，多说他是“内儒外法”，也有人认为他是“法道合抱”。总之，法家思想是诸葛亮的核心思想已被世人所公认。诸葛亮躬耕隆中时，曾自比“管仲、乐毅”，而管仲是中国法家的鼻祖，其核心思想就是“重视耕战，厉行峻法”。正是在管仲的帮助下，齐国才得以壮大，称霸寰宇。法家思想的其它代表如商鞅、韩非等人也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商鞅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韩非认为“富国以农”“能越力于地者富”认为不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荒废，必然是“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所以，继承了法家思想的诸葛亮也必然重视农业生产。
(二)重农是蜀汉政权统治的基础。《管子》指出：“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是发展经济、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傅筑夫在论及中国古代“重农政策”时认为：“(重农)这个政策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的。”诸葛亮是蜀汉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的重农政策最终是为蜀汉政权服务的，是为蜀汉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的。只有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太平。又“由于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危，所以重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由于农业在封建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决定了蜀汉政权地主阶级的代表——诸葛亮，在执政蜀汉时，必然坚决采取“重农”政策。故其认为“耕农、社稷，山林、川泽……所以务地之本也。”
(三)重农是消弭农民起义的重要手段。生于乱世中的诸葛亮对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可谓耳熟能详，所以他知道治理国家“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待农民要“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才可富国安家”。若“尅食于民，而民有饥贫之变，则生乱逆”。纵观诸葛亮治蜀期间，除了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外，其它地区，则是“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人民过着“安其居，乐其业”的安定生活。所以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代表，诸葛亮是要维护地主政权的统治的，通过重农就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农民起义，削减了农民和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蜀汉政权能将精力集中放在“内修政理”及与魏吴的对抗上。
(四)重农是应付灾害的最好的办法。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灾害四起，民不聊生。曹操用“铠甲生虮蝨，万姓以死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来描写当时战乱后的惨景。诸葛亮也认为“今诸侯好利，利与民争，灾害并起，疆弱相侵，躬耕者少，未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当时社会生产停滞，灾害不断，而应付灾害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做到“秋有余粮，以给不足”，用以应付各种灾害。《三国会要·五行》中关于蜀国的灾疫记载颇少，而同时期的魏吴两国则是灾疫较多。这其中不能不说和诸葛亮始终重视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关系。
(五)重农是蜀汉“富国强兵”，实现统一这一战略计划的物质前提。《管子》曰：“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则地广。”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国小力弱的蜀国，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有足够的粮食作为物质前提，才可做到足兵足食”，实现北伐曹魏，东征孙吴”，最终使“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诸葛亮对完成《隆中对》中所定战略计划的前提是非常清楚的，离开了农业这一经济基础，蜀汉根本就谈不上“富国强兵”，根本就无法战胜国力远胜自己的魏吴，故其在《出师表》中明确指出“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认为只有通过各项重农政策的实施，发展农业经济，才有可能改变“益州疲敝”的状况，实现“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全国。
(六)诸葛亮的重农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诸葛亮出生在东汉末年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亮早孤”，后避战乱，逃往南方，定居在南阳隆中，住的是“草庐”，并且“躬耕陇亩”长达十年。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也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可见诸葛亮早年辗转流徙，曾目睹了东汉末年战乱中人民的生活惨状，加之自身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不得不“躬耕勤苦，谨身节用”。生活迫使诸葛亮同劳动人民有了接触，使其了解到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面对百姓巅沛流离、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他不得不思索解决之策。并逐渐地意识到: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得国家“足兵足食”;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得人民“安其居，乐其业”;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得人民“秋有余粮，以豫凶年”;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可以最终做到“民殷国富”。
谭书龙，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3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来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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