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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一言难尽的，他其实也当得起"完人"二字。若诸葛亮的"完人"体现在高尚的人格节操上，曹操则在性格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
曹操的幸运在于，由于他超卓的异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迈的辐射力，讲述他的故事，褒贬他的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为人们的习惯冲动，他留存至今的事迹、传奇也变得格外众多，以至谁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当然曹操的不幸也与此关联，即曹操的能力虽十倍于汉高祖刘邦，但由于他毕竟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统的大业，也没有像刘备、孙权那样亲身到御座上过一把瘾，换言之，由于他没有动用强力将自己宣布为正统，不领情的旁人、后人便反而将窃国大盗的咒语啐向他的面门。此外，由于曹操的后继者一个比一个无能，大魏江山几乎算不得一个完整的朝代，他开创的政权甚至没能延续到培养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这也加重了对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后声名只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败者、颠覆者去嚼舌根了。鲁迅先生在那篇着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针对曹操的处境，曾如此感慨道："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许是先生演讲时未曾特别留意（这也是演讲这一形式本身难免的），鲁迅在这里只提到了"后一朝人"，而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事实上当时来自敌对国蜀汉和东吴史官的编派与损毁，对曹操的伤害只会更大一些，更刻薄尖诮一些。
为什么没有人指责刘邦"篡秦"、李世民"盗隋"，唯独曹操特别易被人说成"篡汉自立"的大奸臣呢？看来，曹操的背运之处在于：他想做好人却不彻底，想做坏人也不彻底，本欲两面讨好,结果反而给自己惹上无穷后患。试想曹操若在年富力强、一手遮天之时，毅然将慵弱无能的汉献帝推下龙床，以魏代汉，亲履御殿，结果会怎样呢？由于他有更充分的时间可供经营基业，安排后事，死后的江山想必也会稳妥许多，也更有可能遇上这一天，由本朝的史官来赞颂魏太祖的英明神武。倘如此，正如人们不会指责项羽、刘邦颠覆秦朝江山一样，人们提到曹操时大概也会换用一种类似"想我高祖斩蛇起义"的崇敬口气了。曹操没有，"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这应该是他的"本志"。然而鉴于老子尸骨未寒，儿子曹丕就迫不及待地代汉自立这一事实，曹操便再也做不得"周公"了。私意以为，正是在"代汉自立"这一两难抉择上的狐疑不决，首鼠两端，造成曹操最大的失策。
话说回来，曹操虽然功高震主，能够长时间玩皇帝于股掌之间，好像也从来没人建议他高卧龙榻，谋士董昭只不过建议他效仿周公故事，"九锡备物"，立为魏公，就遭到个别人的反对，包括曹操最为倚重的荀彧。曹操不该（或不配）有帝王之相，这好像乃是时人的共识。在曹操的敌手那里，"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说法也总能得到广泛传播，曹操之踧踖难安，意绪难平，也就不为无因了。想来曹操那难以启齿的出身，也是障碍之一，他本人对此也深有体认：一个"本非岩穴知名人士"的人，要想在东汉末年唯世族大姓是举的社会选拔体系中混出点名堂，自然会有额外的难处。曹操祖父曹腾乃不具生育能力的宦官，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一个"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人，所以曹操的真实背景，也就难以稽考了。曹操为什么独有一个小名"阿瞒"呢？为他命名时，父祖们曾有过何种难言之隐呢？曹操另一个小名"吉利"，作为与"阿瞒"的对应，会不会暗示所"瞒"之事颇蕴凶兆，故须用"吉利"二字加以消灾呢？此外我们知道，曹操甚至连姓氏都缺乏家族依据，他本该姓"夏侯"才是，他父亲当年之所以改"夏侯"为"曹"，乃是为了从养父曹腾之姓。
曹操不是袁绍，缺乏庞大家族世系的有力支撑；曹操不是刘备，没有一个悠远绵邈的帝王谱系可供露脸；曹操也不是孙权，能够尽享伟大父兄创下的那一片煌煌基业，所以曹操只能仰仗自己乱世英豪的非凡才能，自创江山，自铸伟词，所谓"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好在他有着非常全面的才能，文才泱泱，武略滔滔，智谋傲视同侪；他的性格亦张弛有致，极具包容性。如果说曹操的阴鸷、猜忌和机变百出的权诈人所难及的话，他生命形态的舒展、开阔，也同样是时人（乃至后人）驷马难追的。极端的丰富、难以梳理的庞杂、两极相映互动的矛盾，我相信既是自然界的本来意志，也是某些伟人的当然体现。曹操不仅没能例外，还体现得尤为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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