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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并不偶然，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历史戏《唐明皇》时，北京台正在播《戏说乾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三国演义》挟强大的宣传声威播出时，北京台又在播《戏说乾隆》续集。“戏说”续集换了赵雅芝这样的主角，戏也较正集略差，但据一项统计说，北京地区的收视率仍旧超过《三国演义》，前年的帐就不用算了。《三国》主要靠小说原作的名声，以大投入博大产出，没有赔本。而《戏说》的投资者从不张扬他们在海内外收入的数字，显然是自己个“闷得儿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么“续集”呢。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是争夺热点，当然就有行有市。观众不用举手，只须用“换频道”
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就够了。如果有客观独立的收视统计，实在应该是所有电视节目决策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一位决策者曾激愤地同我说：“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戏说乾隆》，看《戏说》的是什么层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戏说’而不看‘唐明皇’的。”
以两剧作出这样的比较，本来没有必要，却看得出一种失衡的心态。这就是前些年喧腾一时的“严肃文艺”、“纯文艺”对“地摊文艺”的讨伐，和近来以“高雅文艺”、“典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着《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观众的需求和爱好就是市场。中国有“文化市场”，并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当时都有市价，李渔入清后弃功名衣冠，以经营私人的芥子园“出版公司”和编导演戏曲流动演出为生，郑板桥还自书“润笔”价格，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些人都名显当代，光耀后世。以编着“三言”闻名的冯梦龙分析唐宋小说的区别时说：“唐人选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见有能通于“里耳”（用今人之话，应该说是文化市场的消费大众）之俗，才是占领文化市场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门。
当然任何市场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导，文化市场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京夲冯玉梅团圎》）现在看来，这里的“话”指表现方式，包括象电视剧这样依赖技术传播的表现方式，是必须在“通俗”，即大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的；“语”是内容，“风”同“讽”，内容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才能打动感动消费大众。考虑到提出者已经是500年前的古人，这种总结相当透僻。
咬文嚼字地说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叫“演义”，就是透过“七实三虚”的史实人物故事传述（即“演”），表达出褒贬惩扬的历史价值取向（即“义”）来。“戏说”则是另一种“姑妄谈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西游记》就可谓“戏说玄奘”。玄奘取经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显然都与史实无关，不过借玄奘这个历史人物和取经历程的大致故事作为轮廓，抒写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为《戏说乾隆》会写戏，所以热闹好看，但却不俗，清代盐、漕两帮渊源及贡绣等历史掌故叙来头头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历史观，其才学识力，显然高于靠着名着还写不出戏的《三国演义》的“编剧”，和缺乏历史常识的《唐明皇》编剧。别的且不说，一部《三国》戏，拍完看完人们都欣赏曹操去了，显然就没有“演”出这段史实应有之“义”。
顺便一说，现时流行“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据说是舶来品，不知出于何典？据我所知，西方销售学有“顾客永远正确”或“顾客就是国王”，意思是产品和销售都应当顺从顾客的意愿，极而言之，形容顾客能享受象伺候国王一样的周到服务。此语源自“国王不会错”（A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伦一位专横国王的名言，与中国“口含天宪”的说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则是西方世界的价值源头，显然从来就不会去参与消费，“顾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构成类比。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又一例证。话说回来，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然形成，竞争也实际上展开了，只是还不够公开，所以作为“非上帝”的消费者多是被动接受，不愿接收的就只能“换频道”，换来换去仍不如意，就睡觉，或搓麻去了。
中国名着无疑应在电视剧中展示其风采，也有现成观众和基本的市场，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比如“招标竞投”的方式，来遴选更合适的人选，更理想的搭配，更谨严的构思，更深刻的开掘，更完满的表现，和更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我想，电视剧钜片的决策过程仍然有大力改进的必要，不能只攥在少数人手里，把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玩儿”成“普及”的电视连环画了事。
说到这里，又想起前些年拍的《西游记》。已故戏剧史专家吴晓铃先生曾对我“戏说”，“以前看《西游记》，没有闹懂妖精是什么样儿，看完电视剧，才知道什么是‘妖精’，而且还真妖精！”我想，这是对创作者没有搞清《西游记》的真正内涵的感言，除了不成功的特技，就是在“女儿国”、“盘丝洞”等“以色试心”的情节中卖露色相，充填故事的噱头。这种“戏说”，实在还比不上《戏说乾隆》，以及相类似的《包青天》（可谓“戏说包公”）。
可见“戏说”得好不好，还是要看创作者的综合功力，而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实际上更难把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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