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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听这歌声，就知道电视剧《三国演义》又开播一集了。有趣的是自打电视剧播出，“拥曹”之声大为高涨。一位导演说：“拍完《三国》，更喜欢曹操了”。一位演员则说：“把这个人物演成奸雄，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观众反映里面，喜欢曹操一派也占了上风。
奇怪的是，电视剧的本旨是“忠实于原着”，包括原着“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收视效果，倒使人想起那句“南辕北辙”的成语来。
当然，“为曹操翻案”的呼声不自今日始，不少大家早已悬有雄文警语，其中郭沫若不但撰有长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郭氏全集《历史编》第三册翻检，此处不赘），而且还写了一部话剧《蔡文姬》，塑造了一个曹操全新的舞台形象，来表现他的雄才大略，温文尔雅，善解人意。
这真是“时与势移”。大家知道，传统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永远是张大白脸，类似的人物还有“指鹿为马”的赵高，“谦恭未篡时”的王莽，明代权相严嵩，以及步曹操后辙的司马懿。这是一个人物类型的系列。这张大白脸一上台，就是阴鸷奸险的标记。
西谚云：“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是讲莎士比亚笔下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可以多方面诠释的形象。老曹比小哈年长得多，也比小哈出现在舞台为早，即使不算现今的电视剧，中国的观众人数也要比西人多，但似乎只有两个反差极大的曹操。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只具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否！中国一向秉“中庸”之道，深知“过犹不及”。是中国人只会表现单纯的人物形象？否！《四郎探母》和《吴刚杀妻》，就是以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两难处境，而使观众如醉如痴的。
对“两个曹操”现象的解释，一般是从“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区别”，或者“封建正统观念使然”两方面立论的。但其结论都不否定曹操的历史形象，反有责备文学形象的意思。这其实是可疑的。《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史书《三国志》，向有“七实三虚”之说。中国史学以其独特的传统和运作方式，为现代西方史学所称道。其中一点，就是隔代修史，以避开写“当代史”难免之人际关系的尴尬，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片面偏颇。《三国志》的撰述者陈寿虽是蜀人，但其父在诸葛亮手下受过处分，他入晋作了史官，自然以晋为正统，也必然要追溯将天下“禅让”予司马氏的曹魏为正统。所以人物传记的规格也大有不同，曹操是帝王级别的“武帝纪”，刘备孙权虽称“先主”“大帝”，但已贬入下一级别的“传”了。如按“纪”写戏，曹操最受优待，自然不会是大白脸。
但请诸君特别注意的是，构成三国正史内容的，还包括南朝裴松之“奉旨”作注，征引的二百余种公私史籍。最后给曹操涂成大白脸的“基因”，正是源自裴注，以及沿此而来的历代无数民间艺人创作的“三虚”。
比如陈志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数”，裴注就引《曹瞒传》说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叔屡次在他爹面前告他，曹操就故意装中风，让叔叔告诉爹。老曹急呼他出来，发现一切正常，问何故，小曹说“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陷害）耳。”“自后叔父有所告，嵩（曹父）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耳。”
不知如今欣赏曹操，又身为家长的朋友，如何看这段故事中欺父诬叔的小曹操？
再比如，陈志写董卓进京后“欲与计事”，只说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注则引《世说新语》说曹操投吕伯奢，“备宾主礼”以后，曹“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和孙盛《杂记》“……既而凄然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的结语。不知如今赞扬曹操，又喜欢交友的朋友，如何看待这段故事中身为贵客，却因疑心而尽杀主家的曹操？
类似的细节差别还有，但关键也正是“细节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才使人们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尤其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话，可谓曹氏性格的点睛之笔，损透了。中国自古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以极端牺牲精神奉献他人的墨子，也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以极端的“不利他”名言着称的杨朱，正是有了曹操此语，才出现了这样极端”损人利己”的警世名言。后来《三国演义》和戏剧《捉放曹》都扣住这句话，铺垫加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说实话，曹操的白脸，也正是在这时侯才涂上去的。这难道是“正统观念”的偏见，和“文学形象”的歪曲，才使曹操出现了正负两个映像吗？
南北朝为何出现大量的贬曹记载，原因也复杂，中华书局《三国志》校点本的“出版说明”云：”东晋之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可以补正陈志之缺失。我想还去除了陈寿“为尊者讳”的忌惮。
曹操下过“求贤令”，但后来又杀过不肯为他所用的名士弥衡（“借刀杀人”一语典故出处），杀过不肯为他专用的名医华陀，杀过聪明胜他一筹的名吏杨修。到他子孙时，“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代替了举荐贤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因此官员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不但没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断绝了西晋的人才，邓艾、稽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曹操“代汉”采取的策略步骤：挟天子，加九锡，树党羽，把一切都铺垫妥当了，然后再让子弟从容登基，并且同样美其名曰：“禅让天下”，等等，都被司马氏亦步亦趋地学到手了。
和曹操同时代的刘邵写过一本《人物志》（曾有出版社以“三国人才学”大做广告）。书里专有“英雄”一章，可以窥见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看法。刘劭以为若分别言之，“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但是事实上“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举例而言，“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就是当时的“英雄观”。
自打汉末天下大乱，群起诸公曾笼而统之地被称为“群雄”。《三国演义》里又细分为“英雄”、“枭雄”和“奸雄”三档。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
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经过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
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不但没有曹操的份儿，也没有留给他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刘为“枭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为“立功”、“立言”、“立德”。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相反，有句西方谚语道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文革”中因为陈伯达的引用曾经风行一时。不过当时“笑得最好”的风云人物，包括陈伯达自己个儿，也没能“笑到最后”。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说到三国群雄，崇尚功利说的人往往以为“笑到最后”的是曹操。但翻开《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却赫然写明“三家归晋”，天下属于了司马家族，“笑到最后”的并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孙。如果历史的大幕从此落下，或者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那么“笑到最后”，能够出来向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观众谢幕的“英雄”，当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经达到“路人皆知”的司马昭和他的儿子司马炎。
可惜历史的链论永不止息，历史的帷幕永不降下。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连台本戏（今日谓之“连续剧”）的下一出时，发现整个中国的走向在这里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刚刚沉醉于“三分归一统”（公元280年）西晋政权，夹屁股就出现了皇族内战（公元301年，史称“八王之乱”），“接下来”就是“中原板荡”，北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称“五胡乱华”）。司马氏的子孙和近臣不得不放弃黄河流域优越的文化及经济核心地带，逃往东吴和西蜀的“边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称“晋室东迁”）。从此，开始了长达273年的全国大分裂（史称“南北朝”）。可见他们也不算作“笑到最后”。
从汉末黄巾乱（184年）开始社会大动荡，用了96年实现的大统一，仅仅勉强维持了37年（其中还打了16年内战），就带来更深重的民族劫难，陷入更长久的国家分裂，更深刻的社会冲突和更剧烈的文化变动之中。无怪司马氏的旧臣在长江南岸的新亭聚会，眼见山河变色，人物寥落，感慨万分，会相对欷嘘落泪了。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为《三国志》加注了比正文还多的资料，就代表着被迫南迁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结果，还能对“始作俑者”曹操说出什么歌功颂德的话来？如果历史学家只以现今所谓“阶段性成就”，楞要对曹操作出纯功利性评价，那么他心里一定还有什么没有讲出来的东西。
当然，一个人“生而有涯”，在价值系统紊乱或失衡的时代，判断谁是英雄尤难，难免又会见仁见智。我想起三十年前读到元代扬州人张鸣善的一首散曲《讥时》，调寄《水仙子》：“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刚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歧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在这种时代，拿英雄自许或者许人，当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无可奈何”之事。但后人如何看，后人的后人如何看，才是历史。
（原载《陈酿三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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