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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里的诸葛亮我看到了两个，觉得湖北台的《诸葛亮》主角缺乏飘逸之气，“空城计”用险时，导演特地给了个后背，我猜是想说明孔明也是凡人，当时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实败兴。《三国演义》里的演员表演又显得张扬，恐怕是近几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该听哪家的，照“复杂”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诀“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闭眼一想，还是马连良地道。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就冲还怀念着马连良，就知道我肯定连“现代”状态都没有进入过，遑论“后现代”呢？但最近又听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说今年某权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论”为纲，倡导新“新潮”，便又暗自庆幸“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老俗话的明达，它似乎已然“解构”了所有时髦发展趋向，都不过是沿着一个环形体运动的秘诀。比方对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裤的重新风行，影视界演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潮。又好比自行车的追逐赛，你只消原地不动，从旁看上去，已经就是站在后“后现代”的“前沿”了。最后这话读上去略嫌别扭，但这符合某种学术意味的“话语系统”，此中深奥，自不足与外人道。
学术文化也有思潮或时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场。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毕竟不是时装，不是玩意儿，更不是胡适当年轻佻比喻的那样，是可以对“历史”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有一个学术文化的立场问题。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是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儿。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连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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