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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呼延灼，首先得提一下在水浒中只被提及一次的他的先人呼延瓒（赞？）。
据《宋史》记载：“呼延赞，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他应该算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时代的名将。他使用的兵器，是铁鞭跟枣槊。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一贯具有浓厚的传承色彩，它的审美趣味，热衷追求的是角色甚至道具的认同，而不是求新，求异。这使他的文化群，在最简单的话语的鼓励与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精神。这是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难以做到的事。也许，这一点看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的根深蒂固的理解，就可以知道了。
像呼延瓒的铁鞭，到了呼延灼手里时，摇身一变，成了竹节熟铜鞭。而他的枣木槊，则成了呼延灼力荐的“百胜将军”韩韬的贴身兵器。
而在《说唐》中，尉迟恭的贴身兵器，便是双鞭加长枪。他与秦琼的着名的“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几乎成了《说唐》中的经典。秦琼跟尉迟恭的形象，后来成了民间的门神，祭灶那天，民间老百姓将两人贴在门板上，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在福州话中，“锏”与“钱”同音。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胡乱猜测一下，想来大家也有发利市的意识吧。
有趣的是，呼延家传的枣木槊，在《说唐》中却成了尉迟恭的死对头单雄信的得意兵器。这可以说是后来的话本先生的移花接木的举动吧。尉迟恭身高一丈，跟吕布差不多。但是他“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是做门神的最好形象。然而，尉迟恭在《说唐》中，却不是十八条好汉之一。秦琼之后，王伯当和单雄信这帮贾柳店结拜出来的，总算忝居末位。后来秦琼的双锏，又在评书中，交到了牛皋的手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袭心理，是如此的固执，就像律诗，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按律抒怀，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固执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文明代表着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
我以为，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有可能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而呼延灼在投降上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统制使，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司令。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家教。他在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
《宋史》中又说：“（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的前身，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匈奴民族早已融入汉民族中。就像呼延灼，他的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他已经苍老了，体弱年迈，但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的先人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志去卖刀一样的窝囊。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
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夹杂着文化因素的，因此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秦朝之后，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都被汉文化消融了。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想，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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