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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津 (1975.09.22)
有一种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说法，叫做“宋江功大于过”。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都错。晁盖在世时，宋江排挤晁盖的正确领导，不执行梁山起义军“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正确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干脆将晁盖制定的革命政纲全部推翻，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反动纲领，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他身为寨主，却不带领部队攻占州郡、扩大地盘，而是专等朝廷招安；他深居梁山水泊之中，有整瓮酒喝、大块肉吃，却从未想到去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大众；他虽然也曾带兵打大名府、破曾头市，触动了几个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但由于一心想着“尽忠报国”，毫不触动反动的封建制度，所以这种对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的打击是无损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不是充分表明宋江的所作所为，只对赵宋王朝有利，而对处在宋王朝统治下的灾难深重的广大劳动人民并无益处吗？
认为“宋江功大于过”的人，其理由主要是“宋江对扩大梁山起义军起了主要作用。”这种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宋江私放晁盖，因有结义兄弟关系，并非支持晁盖聚众起义。相反，他却把上梁山说成是“不忠不孝”的行动，是“灭九族的勾当”，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梁山多数头领原在各处聚义，皆因忍受不了残酷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自发而起，并非宋江去发动的。相反，宋江从一开始就以农民起义的反对者面目出现。武松要投奔二龙山，临别时，他叮咛的都是“受招安”、要“投降”的话。
宋江上梁山之后，各路英雄云集梁山，是由于晁盖实行农民革命的正确路线，政治影响及于远近的结果。当时宋朝反动军队于各处镇压农民革命，各路起义军自据山头，人少力单，易被敌军集中兵力分而攻之，联合起来便于迎敌。况且，谁都知道梁山地区水阔山险，人也较多，“官军捕盗，不敢正觑他”，也是个好去处。再说，各路起义军本无根本利害冲突，为实现共同目标，可以“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些，才是梁山兴旺的主要原因，怎能记到宋江的“功劳”簿上！虽说在宋江上梁山之后，起义军较之过去兵也多了，将也广了，然而对于把投降招安当作最终目的，把“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当作行动准则，“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准备日后“博得个封妻荫子”，落个“青史留名”的宋江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了他到赵宋皇帝面前请功领赏的筹码而已！
说到卢俊义、关胜这帮人上山落草，也被当作宋江“扩大了梁山实力”的理由，未免有些荒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卢、关等人并不是农民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这些反动地主、“朝廷命官”和世袭贵族在梁山入伙，实出于无奈。虽说他们也参加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斗，但他们与童、高之间的矛盾，终究是地主阶级内部之争，这与农民起义军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不能混为一谈。而且他们来到梁山，篡夺了一些领导权，增强了对抗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反动力量。宋江正是通过招降纳叛的办法，把卢俊义、关胜等几十个大地主和反动将领拉上梁山，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完成了组织准备。
宋江在梁山阴谋篡改革命口号，制造“替天行道”、“忠义”、“报国”等反革命舆论，用孔孟之道欺骗、麻醉广大起义军将士，扼杀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从上山直到出卖革命，一刻也不忘的是“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费尽心机地为讨得招安赦书，从事各种背叛革命的勾当。这种“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政治骗子，何功之有？
要说宋江之“过”，其实是迷天大罪。宋王朝多番征讨梁山起义军，损兵折将，不能取胜，以至连军事统帅枢密使童贯也被打得几乎片甲不归，而太尉高俅甚至被起义军生擒。当时，梁山起义军人多势众，若扩大根据地，联合其它各路起义军一并挥戈直指朝廷，大有杀进东京，“夺了鸟位”，推翻赵宋王朝的希望。可是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宋江诱骗梁山起义军举手投降，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毁于一旦。宋江叛卖革命之后，便立刻打起“顺天”、“护国”的旗号，带队镇压方腊起义，血腥屠杀其它农民军去了。可以说，宋江是绞杀农民革命的罪魁。宋王朝干不成的坏事，他干成了，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难得的奴才。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对奴才只能否定。象宋江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终生与农民革命为敌，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使它得免于崩溃，所起的作用，是在阻碍历史的发展。如此可憎的叛徒，怎么能去为他论什么功呢？要说有功，那就是对赵宋王朝有功，宋江一死，赵宋皇帝不是已经为他论了功，封了一个什么“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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