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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 (1975.11.05)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主要是通过对“忠义”的标榜，以“忠义”为中心思想来表现的。本来，“起义”和“忠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绝不容许混淆；但《水浒》的作者在熔铸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却妄图把这两者调和起来，合二而一。《水浒》而冠以“忠义”（《忠义水浒传》），或径直题名为《忠义传》（注），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作者歌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
“起义”，在梁山起义军的习惯用语里，常常被称为“聚义”。如“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等等。可以看出，在这里“聚义”和“起义”是同义语。聚众起事，聚众造反，都谓之“聚义”。当然这个“义”字，有时还包含有“江湖义气”的意思，它是农民起义军在与地主阶级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与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义”是有不同的阶级内容的。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忠义”，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是封建伦理教条的最高准则。“忠”即“忠君”，就是忠于封建皇帝；“义”，按照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解释，叫做“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在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思想中，“忠”居于核心地位，孝、节、义等，都只能是附属于忠，服务于忠的。因而，孟轲在讲到“忠”与“义”的关系时，又特别强调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同上）；“无礼义，则上下乱。”（《尽心》下）意思是说，不讲“义”（即不走“正路”）的人不可能敬重他的君主，没有“礼义”，上下尊卑，统治秩序就乱了套。很清楚，孟轲所鼓吹的“义”完全是为“忠君”服务的，就是要求被压迫阶级走服从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正路”，乖乖地做奴才，一生一世也不反抗，以防止反动统治秩序的混乱。 我们了解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忠义”的内容，也就搞清楚了《水浒》作者们创作《水浒》而标榜“忠义”的企图。有些封建文人替《水浒》唱赞歌，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由此可见，《水浒》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忠义”观念的小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调和起来，使农民起义军逐步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走上奴才主义的受招安的“正路”。
在《水浒》里，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斗争，仅仅被描绘成“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斗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这样被所谓“忠”和“奸”的矛盾取代了。于是，以“忠义”为中心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于皇帝的思想，就贯穿了《水浒》的全部情节，成为作者大肆渲染的内容。
被置于《水浒》长篇结构开端的，是高俅发迹的小故事。从高俅的简史中引出了王进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发配充军，杨志由于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其后，贯穿全书的是高俅和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作为“忠义”水浒的对立面而展开活动，给人们留下“高俅佞虽堪恨”的印象。
反动文人金圣叹在他腰斩了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第一回的批语中，对作者的结构意图作了这样的概括：“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测也，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所谓“乱自下生”，即农民因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竿而起，聚义造反，那里埋葬封建王朝的人民革命的海洋，当然是深“不可测”，“作者之所必避”的。所谓“乱自上作”，只不过是“奸臣当道，蒙蔽圣聪”而已，那总是会有“云开见日”的一天的。先写高俅，这就规定了矛盾的性质：不是宋徽宗王朝的腐朽统治，不是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广大农民的聚义造反，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只是“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四个贼臣坏家、坏民、坏国”，引起怀有“忠义”思想的人的不满。因此，水浒起义军的被“逼上梁山”，也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
《水浒》一开端就充塞着这种忠奸矛盾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教，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
林冲火并王伦，这本来是义军内部的路线之争，作者却偏偏要林冲在拥戴晁盖时，说一番所谓“明大义”的话：“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匈首恶？今有晁史仗义疏才，智勇足备……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这不分明是把火并王伦也写成是为了将来整顿朝纲、剪除贼臣、清君侧的需要吗？这不分明是把晁盖等人自劫“生辰纲”以来的造反行动纳入了忠君勤王的封建主义轨道了吗？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已经把“义气为重”隶属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大道理”之下了。
《水浒》中的三阮，是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他们在劫生辰纲以前，早就羡慕梁山起义军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生活了，在石碣村对抗官军的战斗中，更是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而且后来还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作过斗争，不失起义英雄的本色。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作者也从一开头就让他唱出了“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句子，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样纳入了作者所大力宣扬的“忠义”观念的框框。
“忠为君王恨贼臣”的下联是“义连兄弟且藏身”。通俗的解释，就是为了“哥们义气”，或者说以“义气为重”，暂且藏身于水泊之中，等待时机，把义军引上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以实现忠君报国的最终目的。这是孟轲所倡导的“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人之正路”的不折不扣的翻版。林冲拥戴晁盖时的那一番话，已经道出了这种意图。甚至连武松被逼上二龙山落草时，作者也让他说出了“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这样的话。至于那些被宋江网罗上山的被俘的朝廷将吏们，就更是这种“忠义”观念的传声筒了。
过去在分析《水浒》宣扬的“忠义”观念时，包括我在内，大都是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的理想范畴和道德观念，“忠”是封建的糟粕，而“义”却包含着反抗的内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农民义军的斗争理想。显然这是没有划清“聚义”和“忠义”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也没有认识到，《水浒》所宣扬的“义”，完全偷换了农民义军聚义造反的革命内容。忠于君王就不能忠于起义军，忠于起义军就不能忠于君王。因而，隶属于“忠”的“义”的观念，其内涵也只能与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相一致，相表里，而决不可能相对抗。《水浒》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义”观念强加给农民义军，这不过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的欺骗伎俩，妄图给被压迫农民套上一条“忠义”的锁链，以消除他们的反抗意识，让他们给地主阶级当顺民，这是《水浒》作者向封建统治者提供的一个非常毒辣和狡猾的思想策略。
《水浒》所标榜和鼓吹的“忠义”观念，是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忠义是投降的舆论准备，投降是忠义的必然归结。这就是《水浒》一书在明代中叶以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里，不断被加工，反复宣扬的思想主题。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水浒》作者写了水泊梁山的起义、发展、受招安、打方腊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斗争，在这里被歪曲成为洒尽鲜血保卫封建统治秩序、贯彻实践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的颂歌。＊＊＊
反面教材需要反面教员来现身说法。《水浒》作者不仅用“忠义”观念渲染了、贯穿了《水浒》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他们还用这个“忠义”观念熔铸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人物——叛徒宋江的形象。
毛主席指出：《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在水浒这支农民义军逼上梁山的反抗活动中，首先是晁盖揭竿而起，高举“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旗帜，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与封建王朝相对抗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违背《水浒》所宣扬的“忠义”观念的。因此，作者明确地讲：“恐”晁盖“托胆称王”，而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叫他“及早”中箭“归天”，以便让宋江窃据梁山泊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从而断送农民起义。
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虽只一字之差，却是篡改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这也说明了宋江搞投降主义，打的就是“忠义”的招牌。
宋江初上梁山，作者又在他的“忠义”招牌上罩上了一道“神圣”的光圈，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回“九天玄女娘娘授天书”的情节。这位娘娘给宋江降的“法旨”是：“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这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忠义”就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就是“忠义”，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水浒》作者极力称颂宋江是”忠义宋公明“，”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宋江自己也一再声称：以“忠义自守”，不可“坏了‘忠义’二字”。那末，在宋江一生的“行状”里，这“忠义”二字究竟表现为什么货色呢？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很早就怀抱着政治野心，妄图“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象宋江这样一个人物，本来是和农民起义水火不相容的。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他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反上梁山，带信给他。他被晁盖的“直如此大弄”，吓得魂不附体。他之郁郁不得志，只不过是因为“郓城小吏”的低下地位，不能满足他往上爬的“凌云”之志——即“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杀阎婆惜，初看起来，好象与梁山有些牵涉，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全。封建官场站不住脚了，他只好流落江湖，后来被捕、刺配，尽管多次受到义军的援救，他还是认为参加起义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而拒绝上山入伙。浔阳楼题诗事件被揭发了，他也宁愿“把尿屎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梦想继续做屈辱的囚徒，而不肯做造反的“匪徒”。直到闹江州后，被人从刀口下救出来，才勉强口头上表示：要“死心塌地，与哥哥（指晁盖）同死同生”。
然而，谁能相信这样一个满脑子“忠义”观念的封建奴才，会和农民起义军患难与共呢？这不过是宋江哄骗晁盖的谎话而已。
《水浒》作者为宋江的上山安排如此之多的曲折，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表现他的“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实际上还是为了突出渲染他的“忠义”观念，以便在他上山之后，立即竖起“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初看起来，在《水浒》的故事情节中，置于宋江对立面的，的确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反面人物高俅，所以反贪官，恨贼臣，成了宋江的口号。宋江不只一次地向那些被俘的朝廷将吏们诉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只是“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但是，宋江在这里所标榜的与贪官、贼臣的对立，却并不是他实践“忠义”观念的本质，因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所以当“忠义”者的宋江与“不忠义者”的水浒英雄在招安问题上产生尖锐矛盾时，他和高俅之流的利益就完全一致了。请看，梁山义军舍死忘生两赢童贯，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宋江却因为“素有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把童贯放走。俘获高俅，这该是解决忠奸矛盾的最好时刻了，可是，宋江不仅没有“剿除”这个梁山泊的死对头、“滥官污吏”的代表人物，反而对他“纳头便拜”，口称“死罪”，甚至恬不知耻地向他乞求招安：“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这不仅彻底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而且也彻底暴露了他与高俅原是一丘之貉。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只不过是一个幌子，钻进起义军内部，瓦解梁山起义队伍，才是问题的本质。
“忠义”化身的宋江在《水浒》中的真实的对立面，是以晁盖为代表的坚持聚义造反的起义路线，是反招安、反投降的李逵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革命理想。宋江的忠君思想，充分说明了他的“替天行道”，就是替封建王朝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之道！宋江的“为主全忠仗义”，也就是给现实的主子宋徽宗充当鹰犬，极力在义军内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的“义”，完全是为“忠”服务的。所谓“义连兄弟且藏身”，一语道破了宋江上梁山的真实意图。这一个“义”，既是使宋江打进义军内部得以“藏身”的思想武器，又是宋江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失败的阴谋手段。第七十一回那篇“四六言语”里，作者有两句赞美宋江的话说得很清楚，叫做“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宋江这种“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两面派行径，为孟轲所鼓吹的那个“人之正路”的“义”，做了忠实的注解。
《水浒》作者借宋江来鼓吹“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水浒》中，宋江一出场，就被渲染成“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济弱扶倾心慷慨”的“及时雨”；宋江也自诩对弟兄们“情分最重”，“自从上梁山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仿佛他真是农民义军中“呼群保义”的好汉。实际上，他搞的完全是以假乱真的骗人勾当。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可以看出，其所谓“仗义疏财”无非是笼络人心的小恩小惠，处处只突出一个“钱”字——“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其所谓“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不过是为了利用江湖上好汉。李逵、武松等，不就是因为受了他这种“义气相投”的蒙蔽，而大上其当吗？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说，利用“江湖义气”，啸聚梁山，只不过是宋江在特殊处境里效忠封建主子的一种策略。权居水泊，积聚资本，专等招安，瞻依廊庙，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失败之路，才是他“呼群保义”的目的。他保的是“忠心不负朝廷”的“义”。他正是利用这个“义”来“禁治”梁山义军对朝廷的反抗——“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而且，只要有谁一旦干扰和破坏了他对封建主子的“效忠”，他就不仅会表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的丑剧，还要使出亲手药死李逵以扑灭梁山反叛火种的毒辣手段。
宋江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革命领袖，而是混进起义队伍的农民革命的叛徒。但是，宋江作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作为一个在古代农民起义中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具有认识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而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认真分析解剖《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不仅有益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古典文学研究阵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刘少奇、林彪这些投降派的辩别能力，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我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长时间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九六○年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未能识别《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宋江和高俅之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两派之争，因而，这些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形成错误的原因很多，主要的，还是自己世界观上的原因，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区分清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界限，以致未能抓住《水浒》的主要思想倾向。最近，毛主席关于《水浒》问题的光辉指示，对我是个极大的教育。我一定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指示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世界观的改造，为在文化遗产阵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努力战斗。
注：据上海最近新发现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刊刻的《水浒》一书的残页，索性连“水浒”二字也抹掉了，径直题名为《京本忠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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