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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思 (1975.11.08)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水浒的故事，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广为流传了，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已经有了水浒故事的梗概。《水浒》之所以到元末明初才成书，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水浒》这部书是元末的社会生活，即元末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元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及其社会基础，直接触犯了《水浒》作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
在这次起义中，农民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决心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渴望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们用“杀尽不平”和“摧富益贫”等革命口号来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于是那些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贱者”、“窭者”的贫苦农民“皆群起趋之”。他们到处打土豪、夺田地。“海内兵变，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一些封建文人视农民起义军为洪水猛兽，惶惶不可终日，象丧家之犬一样，过着“流离播徙”的生活。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封建文人，过去，往来于各大城市，过惯了寄生虫的生活。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寻欢作乐了，不得不“窜身岩石之下，屏迹田野之间。”可是，他们的心却时时思念着金陵（今江苏南京）、钱塘（今浙江杭州）等大都市，“每思金陵及钱塘，恍然如梦寐之所历，心虽系焉，而迹不可复至矣！”他们的处境狼狈，心情忧郁：“日日四山黄雾昏，时时战鼓响江村。愁看春色随流水，那得开怀对玉尊。”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红巾军身上，对红巾军进行了恶毒的咒骂：“磔红头，凿红骨，誓红不同生，灭红倒红窟。”他们把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希望寄托在“官军”身上，但这种希望却总是变成了泡影：“官军望断无消息，独立斜阳首重回。”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的处境是一样的。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集中，元代一些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城市经济更活跃了，杂剧也更繁盛了。钱塘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中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钱塘生活过一段时期，过着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一三五二年七月，彭莹玉率领南方红巾军占领钱塘，劳苦大众群起响应，元朝官吏及封建文人纷纷逃离，罗贯中从此流离奔波于各地，施耐庵也迁居兴化和淮安等地。施耐庵到兴化后，在答顾逖的诗中写道：“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兴化别名）好住家。愿辟草菜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施耐庵对农民造反所抱的敌对态度。“年荒世乱走天涯”，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逼得施耐庵一类封建文人走东奔西，颠沛流离。“李生黄瓜，民皆无家”这是元代所流行的一首童谣。“李生黄瓜”，当时被认为是农民造反的“预兆”。施耐庵笔下的“莫教李子结如瓜”，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忍受封建统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起来造反。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曾在金陵、钱塘等大都市生活过的极端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有着共同的情感和政治观点。施耐庵和罗贯中，正是以这种情感和观点来写《水浒》的。
在元末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存在着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元朝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总是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军的，镇压不了就招安，招安不了就镇压。当造反的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立即派出反动军队前往残酷镇压，然而，起义的火焰却越扑越旺，于是，他们又换上一副“牧师”的面孔，用官和禄作为诱饵，使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或钻进农民队伍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接受招安。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元朝统治者为农民造反者树立的两个“化敌为奴”的“样板”。施耐庵和罗贯中对元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十分理解。“怀柔胜征伐”，“招抚是良谋”，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者采用寻找和扶植投降派，从内部攻破农民革命堡垒的反革命策略的赞扬。《水浒》正是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者反革命两手的需要而编撰成书的。这也是作者赞扬和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污蔑和咒骂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及其农民革命路线的根本原因。
刘福通、彭莹玉是北方和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巾军始终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发动起义的时候曾倡言“天下大乱”、“挑动黄河天下反”，指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一三五五年，刘福通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宋政权。一三五七年，在刘福通指挥下，部将毛贵挥师北上，毛贵在战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他们决心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反动统治。彭莹玉在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后，很快就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天完政权，他领导起义群众“杀守令，据城邑”，颇有“天完”压“大元”之势。刘福通和彭莹玉虽然英勇牺牲了，但是他们的斗争精神是永不磨灭的，他们那种在敌人屠刀下不屈服，在敌人腐蚀拉拢面前不动摇的优秀品质，始终鼓舞着革命农民。而封建统治者对他们则恨之入骨，把他们视作“心腹大患”。《水浒》的作者对他们当然也是十分仇视的。
张士诚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他本是泰州的一个盐贩，因为受了元朝军士的“窘辱”才起兵反元的。他起兵反元，并不是为了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获得解放。占领兴化后，元朝派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招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一副叛徒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但是，由于双方讨价还价没有成交，他又起兵反元。一三五七年，张士诚再次投降元朝，官封太尉。这伙叛徒长期盘踞苏州，生活上骄奢淫佚，“无不志在良田美宅”政治上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因而完全堕落成为一伙新地主阶级分子。一三六三年，张士诚派遣军队围攻北方红巾军宋政权的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农民领袖刘福通，充当了元朝统治者可耻的帮凶。张士诚堕落为封建统治者的鹰犬，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赞赏和欢迎的，元朝统治者给他高官厚禄，甚至“有官资者多趋附之”，一些封建文人也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为张士诚所重用。兴化地区民间流传，施耐庵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清人顾苓《塔影园集》记载，罗贯中也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丑恶表演，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也很符合施耐庵和罗贯中在《水浒》里所要塑造的投降派典型宋江的形象。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施耐庵和罗贯中把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水浒故事进行了精心的选择、摒弃和篡改，编撰了这部既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又是向农民起义领袖“讽谏”的小说——《水浒》。他们全盘继承了水浒故事中的消极东西，蓄意地“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昏庸无能、荒淫无耻的宋徽宗描绘成“至圣至明”的君主，对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极尽污蔑之能事，把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捧上了天。这一切，都是作者为加强当时封建统治服务的。对于方腊式的红巾军和宋江式的张士诚，《水浒》的作者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他们所赞赏的就是宋江这类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不爱黄金爱宋江”，确切地说，这是作者通过张叔夜的嘴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作者用宋江“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的结局去腐蚀和毒害广大群众，妄图达到破革命人民“心中贼”的目的，欺骗当时和以后的革命农民放下武器，走宋江投降主义的道路，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作者把自己的这种反动观点渗透在《水浒》这部文艺作品中，对广大群众起了更大的毒害作用。
《水浒》成书后，明清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曾对它作了一些修改和评点，尽管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策略上的分歧，有这样和那样的修改和评点，但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在封建社会里是被“世人视若官书”的。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部书“惟以招安为心”，“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所以他们常常把它拿来作为一把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的“软刀子”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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