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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求学
玄奘先在那烂陀寺戒贤大师门下学习五年，同时旁及大小乘《毗昙》各论，后又到杖林山师兄胜军居士处学习二年。玄奘在戒贤大师处已窥瑜伽学全貌，在胜军居士处又廓清了余疑，并游学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旁通各派，使他能穷究了唯识论的奥蕴，佛学研究的造诣大大超过了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甚至也超过了戒贤大师，成为全印度超一流的顶尖级大学者。玄奘回到那烂陀寺后，戒贤大师让他主讲《摄大众论》、《唯识决择论》。玄奘别开生面地讲授了护法之外的瑜伽学说，为瑜伽学派增添光彩（护法是着名大乘瑜伽行派论师，曾主持那烂陀寺，后住菩提伽耶大菩提寺，首倡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分说，是戒贤的老师）。不料，这引起中观派师子光的不满，他据《三论》用中观之学说破斥《瑜伽师地论》，玄奘作《会宗论》三千颂折服师子光，深受戒贤大师赏识。师子光为争回面子，请师兄月师子来寺辩论，但月师子深感自己不是玄奘敌手，未加辩论而去。当时，瑜伽派不仅与中观派争论，也与小乘教，尤其是正量部长期争执。正量部派气势很盛，对瑜伽派批评达十二年之久，瑜伽派未能予以圆满解答。玄奘赴印度求学后，正量部派般若毱多（智护）作七百颂《破大乘论》，重新挑起争论，玄奘作一千六百颂《制恶见论》进行彻底反驳。玄奘的学识和活动，深得戒日王支持和敬仰，戒日王召集五天竺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教众数万人，在曲女城开了长达十八天的盛大法会，揭示玄奘作《会宗论》、《制恶见论》，允许会众提出异议，竟一直无人敢出头诘难，深受到大、小乘人一致推崇，大乘人称玄奘为“大乘天”，小乘人称为“解脱天”。不久，又在钵罗耶伽举行无遮大会（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平等看待的布施僧俗大斋会），这里是地处两河之间的平原，有很大的广场。玄奘的活动，显然对扩大佛教的影响大有益处。玄奘战胜了五天竺（五印度）佛学学者，获得极大荣誉，但他并不傲情，他看出所谓毕竟无性（无佛性不能生佛之人，与众生皆能成佛之说相互矛盾）说不能取信于中国人，故在临行前夕与诸大德讨论此事，想方便将此义略而不谈，受到戒贤大师严厉责备：“边方（指中国）人懂得什么，岂可随便为他们增减义理。”（见《瑜伽师地论》“道伦记”卷五十四）玄奘无法，只好墨守师说，依然传播讲不通的义理。玄奘归国时，由戒日王、鸠摩罗王、跋吒王亲自率轻骑数百送别，“王以素作书，红泥封印，使达官奉书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行至信度大河：
将至中流，忽然风波乱起，摇动船舫，数将覆没，守经者惶惧堕水，众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来经本及华种等……
过河后至乌铎汉荼城“停五十余日，为失经本，更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臂耶部三藏”。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终于远涉归国，由于此时他已誉满中外，这位昔年通缉犯受到唐太宗极为隆重的礼遇。太宗当时在洛阳，先遣左仆射房玄龄迎于东都，不久太宗在洛阳宫中召见玄奘。太宗见玄奘“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即还俗为朝臣，玄奘“固辞乃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召见后，安排玄奘至长安弘福寺住，后住大慈恩寺。玄奘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在太宗资助下设“译场”，他与门人窥基、辩机、神昉、普光等人，用了十九年时间翻译重要经论七十五部，合计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相当于自汉代开始至隋全部译经数之合，实为一代佛学大宗师。玄奘、辩机所着《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我国西北地区以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情况，为世界学者所重视。“玄奘门人另有日本人道昭、智通。道昭初传慈恩宗到日本，成立了法相宗，以地方分，这一系为南寺传，其后在智周（玄奘门人慧沼的弟子）门下还有日本人玄昉、智风。玄昉再传法相宗入日本，成为北寺传。法相宗在日本流传不断，至今还有传承。”（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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