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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承恩的生年，目前有许多说法，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
一、1500年（弘治十三年）说。此说见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和赵景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此说流传甚广，许多书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前言、新版《辞源》、《辞海》等均采此说。
二、1503年（弘治十六年）说。此说见刘修业《吴承恩生平与（花草新编）三则》（《西游记研究》第一辑，淮安市《西游记》研究会编），这是她阅读了解放后学术界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对自己的旧说作出的修正。她认为应定为1502年或1503年，但最后定为1503年。
三、1504年（弘治十七年）说。此说见苏兴《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小传》。
四、1505年（弘治十八年）说。此说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后记二。胡适该文原认为“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02年）”，后来他读了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和其他一些材料，便修订为“弘治正德之间（约1505年）。”
五、1510年（正德五年）说。此说始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此说也很有影响，许多书籍如游国恩等编着的《中国文学史》等都沿用此说。
以上诸说，有的有详细考证说明，有的没有考证，但时间都在1500年至1510年这十年之间上下移动。
这次我作《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将吴承恩生年定为1506年。此非新说，汪馥泉先生在1957年就曾提出过。见他给刘修业先生的信。（见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吴承恩的生年，没有直接材料证明，人们只能依靠一些简接的材料来推算。这些材料大约也有六、七件，用这些材料来证明吴承恩出生在1500年与1510年这个时期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范围还可以再缩小一些。
吴承恩的生年肯定早于1510年。这有如下材料可证：
1、丘度为其父母撰的《丘公合葬墓志铭》云：“吾外祖母吴太夫人（按：即承恩姐承嘉）尝语度曰：‘汝母仅十岁，自成一絮衣，我不能过之’。射阳吴公，母舅也，见幼而聪慧，大奇之，爱如已女。”丘度的母亲沈氏，是承恩的外甥女，当然可以视之为己女，因为他是长辈。但是年龄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总不能将一个年龄与自己差不多大甚或比自己大的人视如己女的。据该墓志铭，丘母生于正德十年（ 1515年），如果承恩生于互510年，仅大五岁；至嘉靖三年（1524），让一个仅15岁的男孩对一个十岁的女孩，说成是爱如已女，未免滑稽了一些。
2、嘉靖二年（1523年），承恩撰骚体诗为八十寿诞的陈拙翁贺寿，次年，又为其作五言排律挽诗。如果承恩生于 1510年，此时仅十四、五岁。让一个十四、五的孩子为八十高龄的老人作寿诗、挽诗，未免有“不伦之嫌”（苏兴语，见《读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上列二条规定了吴承恩生年的下限，应将吴承恩的生年由1510年向上提前几年，使之在年龄条件上能对自己的外甥女说得上“爱如已女”，为陈拙翁作寿待、挽诗也不嫌过于小些。
吴承恩生年肯定晚于1500年。这有如下材料证明：
1、《石鼎联句图题词》云：“因忆少小时侍客谈此，仆率尔对曰：道士既云不解人间书，又何以知《礼部韵》邪？客悟而笑。回思此对，二十余年矣。因评画漫尔及之。丙午秋日。”“少小时”一般可定为十五岁左右，或更小一些。嘉靖丙午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二十余年”者暂定为二十五年，从这向上推二十五年为嘉靖元年（1622年）承恩着生于1500年，此时已二十二岁了，显然不能是“少小”了。即使将“二十余年”再估计大一二年，为二十六七年，也还是不行的。
2、《鹤江先生诔》云：“昔受公知’昉於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有怀雅遇，二纪于兹。”鹤江先生即淮安探花蔡昂，为吴承恩的同乡前辈。蔡卒于嘉靖十九年，次年灵柩运回淮安，因而承恩有此诔之作，故当作于嘉靖二十年（1541）。童孺是多大？我将它定为十五岁左右。《礼记·内则》：“成童舞象”注：“童，十五以上。”即俗语说十五成童。孺则更小些，故定为十五岁为宜。与“少小”为同义语。“二纪”通常是指二十四年，即一纪为十二年。但吴承恩以一纪代称“十年”。典出《国语·周语》“若亡国不过十年，数之纪也”注：“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故曰纪。”、又刘勰《文心雕龙·六神思》：“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晋书·左思传》云，左思写《三都赋》构思十年始成，天下传抄，致洛阳纸贵。此一纪则指十年。吴承恩在《潘母杨孺人六秩序》一文中，也提到“纪”，也是作十年解释。该序云：“违背所天，已逾三纪”，此“三纪”，即指三十年，而不是指三十六年。据《潘氏统宗谱》，杨孺人丈夫潘采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杨孺人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六十岁为万历四年（1516）。从嘉靖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年，中间仅隔三十一年，首尾为三十二年。退一步讲，即使“三纪”之“三 为“二”之误置，为二十四年，也是说不通的。将一纪释为十年，与上引《石鼎联句图题词》相合。从嘉靖二十五年向前推二十余年与从嘉靖二十年向前推二十年，都是正德末年嘉靖初年，正好是吴承恩的“少小”和“童孺”时代。
“登龙识李”，是用的三国孔融与李膺的典故。《后汉书》卷六十七云。“膺独特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三国志》卷十二裴松之引《续汉书》注云：“融幼有异才，时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门下简通宾客，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弗见也。融年十余岁，欲观其为人，遂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孙也。’膺见融，问曰：‘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奇之，佥曰：‘异童子也，’大中大夫陈炜后至，同坐以告炜，炜曰：‘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膺大笑，顾谓曰：‘高明长大，必为伟器。’”吴承恩在诔文中用了这样一个典故，大概是因为他在十余岁时在蔡府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他的早慧也曾受到这个探花郎的“雅遇”与“见赏”。这件事当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首先，必须发生在蔡中探花以后，否则无从说起。蔡于正德九年（1514）中的探花，循例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按《明实录》体例，翰林院编修的较大行动（如告假省亲等）是要记载入录的。经查《明实录·武宗实录》，正德九年他未有回家，三年考满后（正德十二年，1517）也未见他回家。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六年考满他才回家。《明实录·武宗实录》卷190记载，他于此年闰八月二十四日因病乞归。这是他做官后第一次衣锦还乡，肯定要热闹一番。当年冬天，他为人书篆《明荣寿官乐澹王公墓志铭》，自己所署名前列衔即大书“探花郎翰林院编修”，此可见他初次回家踌躇满志的心态。只有在这个时候，吴承恩才有“登龙识李”的可能，我们可以把承恩“登龙”时间就定在这一年。当时他应是一个“童孺”，如果生于1500年，他已二十岁了，便不可以这么自称了。
3、吴承恩为其父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石碑上，题下有已署名，名前有“孤子”二字。父丧称孤子，据《礼记·曲礼》，“孤子”又指二十九以下而无父者。”吴承恩父卒于嘉靖十一年（1532），则承恩生年当然不会是1500年了。这一条似不能作为过硬的材料，但亦可作为参考。
根据上述关于承恩生年上限与下限的讨论，我否定了1500年说和1510年说。但在其他几年中究竟哪一年最合适呢？根据《丘公合葬墓志铭》和前边提到的吴承恩给陈拙翁的两首诗，承恩的生年当然越往前越不成问题，但至少当在1505、1506年以前。这样，他便可以比丘度母亲大十岁左右，“爱如已女”一语方可勉强使用；在给陈拙翁作那二首诗时，已有十八岁向上，也不致有“不伦之嫌”了。但据《石鼎联句图题词》和《鹤江先生诔》，承恩生年当接近1510年，以1506、1507年合适，这样，他的“少小”和“童孺”（若均按15岁计）便可在正德十五、六年了。我将此二者作一个折中，定为1506年。吴承恩的同乡好友沈坤的生年，可以作为承思生年的一个参考数。《沈公会葬墓志铭》云：“昔承恩与祭酒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定交数百人中，因互拜其父母。”据此语，他们俩年龄仿佛。许多学者根据墓志铭的下文推断，承恩应比沈坤略大一些。沈坤生于1507年，故将承恩生年定于1506年也是合适的。
此外，还有几条参考性的材料，对吴承恩的生年也有一定的佐证作用：
1、《先府宾墓志铭》：“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冠，弱冠，指二十岁。“老”，据《礼记·曲礼》，“七十曰老而传”。承恩父生于1461年，七十岁为嘉靖九年（1530），承恩生于1506年，弱冠应为1525年，这一年过父也快接七十岁了。
2、《寿潘母杨孺入六帙序》：“承恩夙被翁知，三子者又不余耄也，得无言乎？”此文作于万历四年（1576），承恩刚过七十岁，故自言耄了。中国古代，丸十、八十，最低七十以上的老人方可称耄。
3、1506年是正德元年，新皇践阼，覃恩天下，“承恩”这个名字是否与此有关？
作者：刘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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