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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确很令人头痛。作者并没有如实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而是“取其事理”。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对那个时期的历史有一个了解；另一方面又要对曹雪芹独特的历史观点有些了解。总之，作品所反映的不是历史的原型；而是历史呈现在曹雪芹心理的影像。当然，曹雪芹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如此推崇这部作品。但是也要看到，曹雪芹还是一个很善于按照自己的要求取舍的作家。这就是说，作品所反映的格调，用一句比较不时髦的话来说，并不是完全健康的。作家有意把历史上所有消极的思想文化，统统压缩在作品之中。可以说，就这个方面说，曹雪芹的确是对我国两千年文化做了一个总结。这些消极的思想，例如佛、道，在作品中占据很高的地位；而那些看来似乎是积极的思想，如儒、墨、法等等，也统统没有好下场。这样的作家不能不说有一点偏激。其他的作品，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等，多少还有一些积极肯定的因素，而《红楼梦》，可以说，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没有任何肯定的东西被保留下来。统统遭到否定。
就历史来说，实际情况也不像作者描写的那么绝对。虽然清朝完了，还有民国；民国完了，还有共和国。是不是真的就是“真干净”了呢？历史地说，每个历史时代都要消除前一时代的消极因素，这本身是一个革命的过程，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肯定，而且是绝对的肯定。当然，完整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也许作者正是要通过这么一个结局唤起人们斗争的决心也说不定。
就作品本身来说，正如我们已经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一共存在两个联盟。一个是满汉之间基于利益的联盟；另一个则是八旗内部基于血统的联盟。这在作品中有所表现。而且还构成作品得以展开的主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这将是下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题目。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困难的问题之前，首先有一个意外的困难需要加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指出，但是似乎没有更进一步的结论。这就是贾宝玉这个形象的双重存在。
所谓贾宝玉的双重存在，不外就是说，贾宝玉的前身究竟是神瑛侍者，还是不得补天的顽石。我认为，这个问题实在是理解《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线索。
我认为，混淆二者是错误的。或者说，二者不容混淆。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
显然，蠢物是顽石。按照字面来理解，“夹带于中”就说明，投胎的是神瑛侍者，而顽石则被神瑛侍者衔在口中，与之一同下凡。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看的《红楼梦》，其实是刻在顽石之上，被空空道人抄来的。这样一来，整日寻愁觅恨的不是顽石，而是神瑛侍者。而顽石的作用不过是个见证罢了。主角不是顽石，而是神瑛侍者。
这样一来，事情就豁然开朗了。其实顽石的身份就是作者，就是曹雪芹。在书中虽然与贾宝玉形影不离，但是从来也没有他的戏。顽石只是一个沉默而客观的见证。
神瑛侍者的真正身份，显然就是乾隆。这个故事骇人听闻之处就在于，整个故事，包括故事的环境，主人公，与现实世界的全部关系只是这么小小的一块顽石。而且这块石头也是在历经不知多少劫之后，才被巡仙访道的道人遇到。
而离开这块顽石，可以说，故事完全发生在虚无飘渺之间。包括贾宝玉，这也是与其他主人公一样，不多不少，只是一个角色而已。只有一直保持沉默的顽石才是故事的记叙者。
不用说，这就给所谓“自传说”，谈情派造成很大麻烦。按照这样的说法，贾宝玉的故事与曹雪芹的亲身经历并不需要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有，也是偶然巧合。曹雪芹在作品中一直没有开口。作者一直是听，并没有开口。然后在故事结束之后，回到大荒山、青梗峰，只是“记”，也没有“论”。在续书中，贾宝玉与和尚道士一起回到青梗峰，这是错误的。贾宝玉与他的姐妹一起，都要回到警幻归案。回到青梗峰的只是他的玉而已。在续书中，在很多的篇幅内，贾宝玉的玉丢了。然后又是贾宝玉自己也丢了。而贾宝玉能够跑到青梗峰，也得归功于他的玉事先与他分开。
有人根据最后贾宝玉的服装来判断续书的真伪，这当真是好笑之极。只有薛宝钗这样的墨派才会特别对别人的穿戴留心。顺便说一下，虽然最后贾宝玉的斗蓬很奢华，但是居然没有穿鞋。而当时又在下雪。难道一个穿这样斗蓬的人穷到没有鞋穿吗？莫非这个时候的贾宝玉也像某些人真心喜爱的某Q一样，干起没有本钱的买卖来了吗……
像这样一贯油嘴滑舌的“作家”，居然还被奉为“天才”，自己还特别谦虚地声明，哪里哪里……这的确不是民族文学的福音。而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用说，也非把这样的权威踏到不可。只有自由的思想才是一切创造力的不竭的源泉。可以看到，《红楼梦》正是自由思想的不朽产物。
让我们暂且结束对“天才”的蔑视。重新回到《红楼梦》。《红楼梦》又称《石头记》，作者自比“顽石”。这与作品中贾宝玉所带的“通灵宝玉”也是一致的。
既然当前的《红楼梦》，其实是按照乾隆的意思搞出的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从乾隆的角度说，“自传说”，谈情派还是有一些根据。但是既然乾隆只是个伪作者，那么可以说，谈情派还是上了乾隆的当。
这就是说，贾宝玉乃是神瑛侍者和顽石幻象的对立统一体。而这二者的结合，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这一点，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红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我认为，乾隆还是注意到这一点的。通过研究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到，关于贾宝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与顽石之间的描写被改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从这点就可以看到，曹雪芹对自己的信心是有理由的。这个信心就体现在，写就的作品，已然达到一毫不能添，一毫不能减的地步。如果略有增减，就会在作品中表现出不协调来。而后人通过仔细辨别，不仅可以大致还原作品的原貌，而且可以大致看到一些作品以外的东西，如乾隆爷等等。
按照这种说法，所谓“木石前盟”原来是顽石与绛珠草之间的事情，而与神瑛侍者、贾宝玉没有关系。
且慢。难道神瑛侍者就与绛珠草一点联系也没有吗？
……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可以看到，二者之间不仅有很大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是所有联系中最主要的联系，全书就是围绕着这个联系而展开的。因此被脂砚斋，高鹗所强调的“钗黛合一”、“钗黛分离”完全是个骗局。
薛宝钗作为群钗之首，对于贾宝玉来说，只是所有红妆中最出色的一个罢了。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关系是典型的“公子红妆”的关系。而《红楼梦》与众不同之处，《石头记》着重记载的，显然不是贾宝玉、薛宝钗之间的关系。作品是在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展开。也正是这个原因，该作品一直被误认为是言情小说，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下面我就准备详细分析这个问题。看看所谓“宝黛爱情”究竟是不是如谈情派所想象的那样。我甚至在前面说，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没准还能够获得红学的诺贝尔奖。这个说法的确并非夸张，这个问题是贯穿作品的主线。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谈情派也就彻底崩溃了。同样，《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着作也就大致被揭示出来了。而这个荣誉，不论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我想，应该非我莫属。虽然毛主席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他老人家恐怕没有兴致像我这样喋喋不休地进行这个方面的分析，与谈情派作斗争等等。所以最后这个荣誉，因为例如毛主席这样的人物不屑于获得，所以最后还是非我莫属。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贾宝玉的双重存在。一是生活在大观园中，以乾隆为原型、以神瑛侍者为前身的公子爷，情圣，意淫者等等；另一个则是与贾宝玉形影不离的通灵宝玉，曹雪芹的化身，青梗峰不得补天的顽石的幻象。
此二者的区别必须牢牢把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此必须严格加以区别的艺术形象，分别与书中主角，林黛玉是一种什么关系。可以说，这个问题搞清楚了，《红楼梦》这本书也就基本搞清楚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在纵深的方向上进一步肃清“非作家”“谈情派”的模糊意见而已。
理论往往麻烦，在我们前进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即林黛玉的历史原型是什么。
《红楼梦》是一部非常麻烦的作品。作者曹雪芹为了达到诅咒满清的目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书中的人物也是这样，他们在作品中有不同的身份，特别是“女儿”就更加是这样。对于贾母、王夫人、王熙凤来说，有世俗的地位；对于贾宝玉来说，又分别有不同的感情上的地位。而红学研究者则对于这些人物的历史原型、在太虚幻境的真实身份很感兴趣。
我认为，就林黛玉来说，其历史原型，可以说是“窗户纸”，一捅就破。问题在于人们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这个方面的种种猜想，这里就没有必要一一加以驳斥了。我的一贯原则就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尽管这种唯一科学的态度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否定，乃至嘲笑，但是科学就是要提倡老老实实的态度。
宝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掷了，再去取“正册”看，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词，道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就没有一个人就这里的文字发表任何想法。人们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取“林黛玉”的谐音罢了。
其实相反，“林黛玉”只是取“玉带”的谐音罢了。
两株枯木是“林”的意思，这没有太多的争论。关键是一个“枯”字才是文眼之所在。
那么“玉带”呢？这又做如何正确的历史联系呢？
哈哈，诺贝尔奖就要诞生了。这个“玉带”，不多不少，正好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吊用的裤腰带。
为了谨慎起见，首先声明，我并没有详细调查，崇祯上吊用的是不是就是他的裤腰带，即便用的是裤腰带，也可能不是“玉带”。但是作为一个常识，一个人如果是出于自杀，肯定不会对于上吊用的绳子特别挑剔，在很多情况下，裤腰带是比较一般的选择。而皇帝的裤腰带，可以说，在很多朝代都是“玉带”。至于历史上是不是都是这样，我的确没有调查。但是出于对曹雪芹的信任，我相信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崇祯皇帝上吊用的是裤腰带，而且是玉带。
按照这样的说法，看来林黛玉上吊而死的可能性居多。既然崇祯是在紫禁城里吊死的，那么林黛玉死于大观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赶快来助威呀！）
这里之所以说是“可能”，原因就在于玉带与崇祯还不是一回事。就好像贾宝玉与通灵宝玉不是一回事一样。
可以说，此四者恰好构成一个逐层递接的序列。
崇祯——玉带——贾宝玉——通灵宝玉。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通灵宝玉的历史原型与秦始皇的玉玺相当。这可以从其上的文字得到结论。
制造玉玺的玉原本乃是春秋时楚国卞和所献。一共献了三次，前两次没有被承认，分别被砍掉两条腿。第三次当场剖开石璞，得美玉，史称“和氏壁”。其他的民族似乎都不如中国人这样喜欢玉。中国人这么喜欢玉，但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这块“和氏璧”了。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就是这块玉。最后这块玉落到秦始皇的手里，宰相李斯碾成玉玺，上镌八个字，好像是“受命于天，既寿且昌”。虽然历代皇帝的印章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唯有这个玉玺被当作皇权的象征。《三国演义》的争夺也是集中在这块玉玺之上。这块玉玺因此又称“传国宝”、“传国玉玺”。
历朝皇帝都持有此玉玺，唯有明朝是例外。小流氓朱元璋始终没有统一蒙古。玉玺被元顺帝带到蒙古高原，明朝皇帝也懒得去找他。但是偏偏玉玺落到了满族人的手里。蒙古人把它献给了清太宗皇太极。这是一件几乎不被历史学家和红学家注意到的曲折过程。原来明朝没有这块象征国家统一的玉玺。两百多年以后，又辗转落到满清手里。这对于提高满清一统中华的决心当然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基于此，有必要关心一下这块玉玺现在的下落。是在人民政府手里呢？还是被蒋介石运到台湾，或者被八国联军运到国外，还是根本就下落不明了呢？
通灵宝玉上面的文字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另外在作品中，通灵宝玉一直被当作“命根子”，就像玉玺是封建王朝的“命根子”相仿。
进一步说来，通过阅读作品，读者似乎可以得到通灵宝玉其实是邪恶的象征这么一个印象。就像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是邪恶的统治一样。当然这个问题更多地属于哲学，政治学的范畴。老子直截了当地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我们再详细地看一下那幅着名的谶图。
……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
是不是有人画过这幅不详的图呢？我想说，“木上悬着一围玉带”，究竟是一株木上围着呢，还是围着两株。从文字上看，似乎不能排除只有一株木上围着玉带这个说法。但是似乎两株枯木都围着玉带更加符合原意。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一共有一条玉带呢，还是两条。如果是两条，就会有些不符合作品了。因为雪下只埋了一股金簪。所以看来还是只有一条玉带比较好些。如果只有一条玉带，那么围两株枯木，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妥呢？这么说来，似乎还是一条玉带只围一株枯木比较妥当。可是这样一来，另外一株枯木难道就要光秃秃，没有玉带吗？
这些罗嗦的分析只是要进一步得出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满清的皇帝的服饰是怎样的。
据我所知，明朝的官员，级别的标志是腰带。如金腰带，玉腰带等等。而清朝则由“顶戴”标志。那么是不是说清朝的皇帝的黄袍马褂外面没有玉带呢？如果是这样，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妇女的首饰，金簪，也是带在头上。而用金来象征满清也是很恰当的。特别是“雪”，更能令人想到塞外大雪封山的景象。雪是满族的故乡。而满人跑到中原，曹雪芹说，这是“反认他乡做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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